大师之战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1)

　正如马基雅维利因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失败而断言人类行为为非理性一样，文艺复兴时期两位最伟大的艺术家第一次创造了现代的、剥去了幻想外衣的战争形象。

　　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2－1574）是《绘画、雕塑、建筑大师传》（1568年）一书的作者、无与伦比的文艺复兴艺术史家，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艺术的价值，更懂得纪念伟大艺术家的重要性。在曼图亚（Mantua，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一位绅士家中看到米开朗基罗的草图《卡辛那之战》（the Battle of Cascina）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它们看起来是天上而不是凡间的事物。”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心灵深处的崇敬。但是，偏偏就是这个瓦萨里亲手抹去了文艺复兴时期一次艺术盛举的所有痕迹。

　　16世纪60年代，瓦萨里重新装饰了佛罗伦萨维吉奥宫（Palazzo Vecchio）的市政会议大厅，文艺复兴时期最大胆、最引人入胜的公共艺术项目的遗迹被新的作品取代了。其中两件不朽的作品从此就令艺术界魂萦梦牵——它们如传奇故事一般，在各种记述、摹本以及一些流传至今的草图中闪现。16世纪初，就在这间屋子中，列奥那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受聘在同一堵墙上绘制巨幅的战争场景，彼此之间展开了面对面的竞争。

　　关于瓦萨里用来取代它们的作品，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不会引发司汤达综合症（Stendhal syndrome）——每年都有几个到佛罗伦萨的游客罹患这种由强烈美感引起的病症。瓦萨里是文采斐然的作家，但却是技艺平平的画匠。长长的矩形大厅中的这堵巨大的墙如今索然寡味。在众芳竞美的佛罗伦萨，现在被称为五百人大厅（Salone dei Cinquecento）的市政会议大厅根本算不上什么角色。

　　因此，在一个能看到米开朗基罗的梅第奇墓和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代表作为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八边形肋骨穹顶——译者）的穹顶这样的杰作的城市里，去追寻那些已不存在的东西是有悖常情的。这样的情形有一点伤感：站在维吉奥宫中遐想曾经有过的那些东西；凝视着瓦萨里的壁画，就像能透过它看到点什么一样。不过，早在16世纪，人们就已经开始为两位大师失落的战争作品而着迷。他们中有从拉斐尔到鲁本斯的许多艺术家以及包括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1903－1983）在内的艺术史家，后者称这些失落的画作为“文艺复兴的转折点”；而埃迪特克艺术品分析公司（Editech Art Diagnostics）则打算扫描瓦萨里画下的墙壁以期找到达芬奇《安吉里之战》（Battle of Anghiari）的蛛丝马迹。

　　把市政会议大厅的装饰工程说成是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这样两颗伟大心灵之间的得分竞赛听来粗俗，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就是这么看的。当时列奥那多50出头，他在1503年受聘进行这项工作时已经驰名全欧。他刚刚画完了《蒙娜丽莎》。“他的声名与日俱增，”瓦萨里写道，“以至于所有喜欢艺术的人——不仅如此，整个佛罗伦萨市——都希望他能给大家留下一些纪念性的作品。”

　　列奥那多受聘绘制一幅巨大的壁画《安吉里之战》，内容取材于15世纪佛罗伦萨和米兰之间的战争。之后，在1504年12月，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佛罗伦萨人接到了在市政会议大厅同一堵墙上绘制《卡辛那之战》的任务，那是佛罗伦萨和比萨的战争，发生在14世纪（安吉里、卡辛那均为意大利地名，两次战争均以佛罗伦萨胜利告终——译者）。

　　米开朗基罗当时只有29岁，被人们视作天才。他出生在1475年，受训于洛伦佐·梅第奇（Lorenzo de Medici）创办的位于佛罗伦萨一座花园中的雕塑学院。到1489年，他已经为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雕塑了《圣母悼子》（Pieta）。1504年5月，也就是列奥那多修改与佛罗伦萨最高行政议会的合同，把《安吉里之战》完成日期推后的那一个月，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大卫》被竖在了维吉奥宫外面的广场上。不可思议地，列奥那多有了一个对手。

　　瓦萨里说得很明白，这是一次竞赛。他强调米开朗基罗是受聘来“与列奥那多比赛”的。竞争带来了偏执和憎恨。米开朗基罗看不起列奥那多——按瓦萨里的说法，他一点也不掩饰对列奥那多的厌恶，以至后者为了避开他而去了法国。另一方面，列奥那多也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对米开朗基罗画作的“笨拙”水平进行了恶毒的评论。

　　于是人们不禁会想，1502年当选佛罗伦萨共和国终身执政官——类似于威尼斯的共和国总督——的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叫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在同一堵墙上绘画时心里存着恶作剧的念头。然而，维吉奥宫中发生的事情变得十分神秘并与两位大师自身密切相关，其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件事的利害关涉远远不止于艺术竞赛。1494年梅第奇家族被驱逐之后，佛罗伦萨共和国得以重建，而市政会议大厅是共和国一种新的、更加平民主义的观念的集中体现。佛罗伦萨共和国再生之日是该市激情洋溢地重新发现自我的历史时刻。在之前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佛罗伦萨市变得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小封邑，现在它又再次确立了共和国政体。才识卓绝之士全心投入了重建共和国的斗争——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亲密盟友之一即是马基雅维利。历史学家们一直相信，马基雅维利在委任列奥那多装饰市政会议大厅一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都对自己的城市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们都曾在远离佛罗伦萨的地方工作，在米兰、在罗马，而现在他们回来了。他们是共和党人吗？米开朗基罗创造了共和国政治艺术中最具吸引力的作品，雄姿英发、充满活力、警醒、头脑清晰的英雄气质的一个有力象征：以弱敌强的英雄大卫象征着对抗暴政的佛罗伦萨。

　　同其他人一样，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清楚地知道佛罗伦萨市的自由宝贵和脆弱。佛罗伦萨市完全有理由期待他们创作出爱国主义的杰作，而竞争会给他们以激励。这的确刺激了他们——不过是朝着奇怪、隐秘和悲观的方向。他们笔下的战争形象不是辉煌盛大的展示骑士精神的庆典，相反是难以捉摸和令人不安的。

　　列奥那多所画的人物和马匹的草图保存了下来；还有一幅画面中心场景的摹本，是鲁本斯根据一个更早的摹本（指Lorenzo zacchia作于1558年的版画——译者）绘制的，名为《夺旗之战》（The Battle of the Standard）。至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可供参考的主要是巴斯提亚诺·达·桑加罗（Bastiano da Sangallo）所作的《卡辛那之战》摹本。即使是在这些零散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把《安吉里之战》和《卡辛那之战》看作是他们时代的重要作品——以及它们的影子为什么会一再出现在此后的战争题材绘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