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由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唐纵、郑介民、戴笠、李士珍七人组成小组,负责设计特务组织的改革方案。他们秉承蒋的旨意,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方法,要把中统与军统分别换名改组,既要保留住两大特务组织的实体,又要堵住反对者之口。蒋介石同意这一原则。
由于军事的特殊需要,军统局的改革方案是由军委会转归国防部辖下,改组成立国防部保密局,对外宣称负责军事保密工作,这在大面上也说得过去,不会遭到强烈反对。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桂系的白崇禧,他有职无权,实际上军事大权控制在参谋总长陈诚手中,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一切仍听蒋指挥。军统的结局便如此决定了。而中统的处理则比较难办,原因在于党内派系的内斗和对党务机构的争夺。中统局自己的意见原是想改组成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机构,归入国家司法系统, 但这一方案受到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的坚决反对,他不要这个特务组织。于是陈立夫与内政部长张厉生商量,要在行政院内政部里增设一个调查局来容纳中统。张厉生是陈立夫“CC派”的人物,自然同意,但在立法院讨论时,这一方案却受到反对“CC派”的立法委员群起攻之。没有办成。直到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后的1949年,才最后实现。中统局改组陷入困境,陈立夫与中统一帮人最后决定将中统局仍保留在国民党中央系统,以免受到政府立法部门的制约,他们议定新机构的名称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归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辖下,其规模缩小到原来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这一过程,几经商量,反复研究,历时一年多,才最后报蒋介石批准。
1947年秋,“中央党员通讯局”正式成立,中统历史进入衰退的新阶段。
中统局在鼎盛时期局本部有六处、六室、五会、一区,即党派调查处、党政调查处、特种经济调查处、统计处、总务处、交通管理处;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督察室、研究室、译电室;违纪审查委员会、侨务工作委员会、训练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事业管理委员会和重庆实验区。下属有68个调查统计室,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改组后的党通局虽然还有一定的机构编制,但业已缩减,多余的通过化整为零,把中统局的机构整建制划到别的单位,继续开展工作,这样可以在表面上缩小规模。
中统被改组为内政部调查局
1949年3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蒋家王朝已穷途末路,但蒋介石仍紧抓特务不放,按照既往政策,对中央党员通讯局再次进行了改组与调整。具体方案是将其再次降格,从“党”归“政”,划归行政院内政部所辖,改称为内政部调查局。由于叶秀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属特任级官员, 不能屈就内政都调查局简任级的局长,因此改由原“中统局”上海区调统室主任、党通局副局长季源溥为内调局局长,以内政部派出张益民为副局长。但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保留了一段时间。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开张,中统组织从此更趋末路。而叶秀峰则因无法安排,仍挂名为“党通局局长”闲置。
季源溥出任内调局局长后,上台伊始,便亲赴台湾建立局本部;派张益民由广州到重庆,筹建在大西南的内调局指挥中心;派朱凌云到香港,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并指挥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甚至派人前往东南亚进行海外活动,预备将来。蒋介石为了给他们打气,慷慨地一次拨给内调局十万银元,想让他们“重振雄风”。
但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东,于10月14日抵达广州,季源溥的新组织还没有真正形成队伍,即四散逃亡了。党通局、内调局的特务们,知道大势已去,除一部分由王保身带往台湾外,其余随政府其他部门一起,提前于9月初乘飞机逃到了重庆。
季源溥一到重庆。便向蒋介石和内政部长李汉魂再次申请应变经费,结果碰了钉子。季又找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求王拨给他十个边远县,让特务刘介鲁等十人专门出任县长,号称要“建成游击根据地,以与共产党周旋”。十人名单送王陵基后,还没有来得及批准,这些县就已经被解放或临近解放了,因此计划只好作罢。
季源溥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台,他下令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自己飞往台湾。张益民见此,也不愿殉葬;在解放军尚未进逼重庆时,他考虑经昆明外逃这条路线比较稳当,于是,一面布置特务在昆明搞潜伏,一面命令特务协助铁路公路部门,保证维持滇越、滇缅交通线的畅通,并和滇越边境金平县的土司建立联系,除加强已有的滇西区室外,在滇南、滇东再分划各建一个区调查室。但是到11月间张益民准备经昆明逃跑时,实行大迂回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切断了他们的去路。此时,除了坐飞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逃走。11月23日重庆解放,特务们逃到成都以后,张益民便丢弃手下,借侍从室的关系,乘飞机逃往香港。
正副局长逃走后,时任内调局西南区区长的徐政,心里十分恐慌。特别是他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得知中共已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就更是坐立不安,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逃到台湾去。正巧中统创始人陈立夫来到成都,徐政连忙跑去见陈央求,陈立夫安慰道:尽可放心,只要能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徐对此回答心里彻底失望,他再提出去台湾的要求,陈立夫要他去找总裁侍从室主任谷正纲。徐政一再恳求,谷就是不让步,绝望中徐竟当场跪在谷的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最后才被允诺。徐政逃走以后,剩下内调局本部的一批特务不知所措,一次次地向台湾发出求救的电报,度日如年地等了一周,季源溥才来电给了逃台的几十个飞机座位。这么多特务都吵着要去,你争我夺,谁也不让步。不得已,开会商议达成三条协议:一、依照局本部意见,必须飞台的先飞,眷属、儿女概不照顾; 二、科长以上的重要业务人员其次;三、其余位子抽签决定。去不了的每人发一两黄金,自谋生路。特务们烧毁了所有公物,然后驱车到新津机场。当时,各机关也都想逃到台湾,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时,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内调局抽的是第十三批飞机,运气不佳。到12月中旬第八批飞机飞来时,新津附近发现了解放军,国民党的空军站仓皇撤退,机场也被破坏,第十三批飞机永远不会再来了。特务们此时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不钻进农民的草垛里避寒。他们架起发报机一遍又一遍地向台湾呼救,结果连回电也没有了。留下的一百多个内调局特务,把剩下的六七十两黄金予以平分,每人拿了五钱,各自逃命去了。当然,在后来的“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可以想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难逃 惩罚的。
这就是中统特务的最后下场。
军统被改组为保密局和戴笠之死
1946年1月17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召见戴笠,他明确对戴说:“今后政府将要改组,各党各派均将参加,军统局需要取消,要他(戴) 自己研究办法,他(戴)不负责,而他(戴)能实际控制这机关。”次日,戴笠便召集唐纵、赵龙文、毛人凤、潘其武、李肖白等在他家里策划,结果,“大家商量在内政部成立警察署,他(戴笠)任内政部次长,由他保一署长,或在行政院成立警察总监部,他任副监。”由于国民党老牌警察官僚李士珍也“欲做警务署长,而欲瓦解军统局,并拒绝军统局并入警务署”,造成了与戴笠的矛盾局面。
按照戴笠的打算,军统局的几个实力部分要实行名义上的转移和精减,军队中的谍参系统,因郑介民将出任改组后的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可保继续掌握在军统手里。由于争取到何应钦的支持,在陆军总司令部添设了一个外事处,由戴笠推荐军统人员李汉元任处长,罗杰、王固磐、杨隆祜、谢力公、郭寿华等一批军统骨干分别担任各个战区长官司令部外事处处长。这样,军统在军队中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扩大了。
对于军统辖下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将近五万的特务武装,军政部长陈诚极力主张将其改编遣散,彻底解决。戴笠对此极为愤慨,甚至表示“愿与一搏 ”。但因抗战的结束,这些武装既不能继续保持战时的名义和编制,也不可能由军统局继续供给和管辖。戴笠便呈请蒋介石在交通部内成立交通警察总局,11月7 日经蒋批准。戴笠派吉章简为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总局长,将“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另一支交通巡察部队(9个步兵团,队长吉章简,人数 71000)、“中美班”64个教导营共改编为18个交警总队,共计有官兵64420人,多余的被遣散。于1946年1月报军委会批准,派郭履洲、张国梁等人分任总队长。
交通警察总局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首先的任务就是协助国民党军开进东北接收,负责保护铁路、公路、航空、矿山等处,与中共武装作战。
这样一来,这批特务武装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而实际上仍然掌握在戴笠及军统局手里,唐纵评述戴笠此举为“乃雨农在政治斗争上又一成功也。彼能了解委员长之心理与迎合委员长之需要,故能逆转环境,转败为胜。”
当时戴笠的野心很大,除染指警察、陆军外,他最大的计划还在依靠美国海军部的力量,重建中国海军并掌握之。这一计划是经戴笠与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策划,由梅乐斯在美国海军上层人士中活动后而产生的,他们建议战后延续并深化合作关系。美国海军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且恐英国先与中国合作,将来推动影响中国的势力”,便向杜鲁门总统呈送了《备忘录》,建议协助中国建立战后海军。
美方建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由美国协助中国重建海军,并派戴笠出任海军司令或海军总署署长。俟战争结束后,即将中美合作训练的军统游击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重新装备。俟中美双方签订新的合作协定后,将以若干舰只与设备无条件赠与中国。但这一计划受到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及陆军上层人士的坚决反对,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就表示说:“我要尽其全力,阻止美国与戴笠及其所属机构发生任何联系。”
1946年3月上旬,戴笠特邀驻青岛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北平游玩。因为柯克表示他很愿帮助戴笠重建中国海军,他还邀请戴笠访问美国,使戴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待请示蒋介石后可奉准成行。他以为有美国人的支持最后一定成功,他甚至对马汉三、文强等人说:“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拔,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但后来美国总统向国会正式提出“战后海军助华法案”时,国会仅允许以少量驱逐舰协助中国复员,而合作建军法案则遭到了否决。
1946年3月17日11时,戴笠乘航委会222专机飞沪,当天天气不好,但戴笠急于在18日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摸清蒋对处理军统局问题的底细, 并于19日参加重要会议,因此不顾一切地起飞了。下午,上海、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戴笠专机无法降落,与地面联系另降机场,不得已准备改飞徐州降落,但在南京附近江宁县板桥镇上空,飞机意外撞上岱山而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国民党的一代“特工之王”就此结束了他的生命。
戴笠死后,美国国内视其为中国和平民主绊脚石的人不禁庆幸,而美国海军军令部则欲派巡洋舰“哥伦布号”司令官梅乐斯来华致祭,被国务卿马歇尔阻止。马歇尔认为:如果对戴某,或其他的继任者给以任何帮助,或任何安慰,都会危害到他正在着手促成国共之间的微妙谈判,因为戴某是中国最有名的反共人物。因此,“为了表示美国的中立态度,不准有任何的代表,代表美国去参加戴某的告别葬礼”。马歇尔不想因对戴笠的评价而影响他对国共内战的调停。
因此,美国海军部拟颁戴笠的奖章也终未发出。直到一年后,梅乐斯才得以来到南京给戴笠扫墓。1967年10月,他所著的《另一种战争》回忆录在美出版,在书中,梅乐斯为戴笠大鸣不平。
在马歇尔等的坚持下,“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7月正式结束。
戴笠死了,蒋介石对他的防备自然消除。但蒋改组军统局已是势在必行之事。除戴笠外,军统局内也无人能够与蒋抗衡或用任何手段来促使他改变决定,威风一时的军统局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