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茨：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哲学传统

【英】弗兰西斯•雅茨（Frances A.Yates）
（1942）

　　莎士比亚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却似乎是个相对被所忽视探究的领域。莎学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生活和艺术的其它方面怀着无尽的好奇，却奇怪地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我们首先须对莎士比亚的世界观作细致的分析；其次，我们必须探询他可能从何种早期的或同时代的思潮中获得它的。《爱丁堡大学杂志》（Edinburgh University Journal）【1】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多弗•威尔逊（Dover Wilson）教授已经提出这些问题，眼下这篇文章就受到他的某些观点的启发。但必须大力强调的是下面的简要评论是打算作为更深层探讨的建议，而非对牵涉到的极端复杂的问题作任何意义上的解决。

　　多弗•威尔逊教授的文章已清楚地道出了一个事实：莎士比亚的宇宙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柏拉图式的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宇宙的和谐和它同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状况的密切联系主题——一个或许可称之为莎士比亚关于人与宇宙的思想的拱顶石的主题——主要是从柏拉图的《蒂迈欧》那里来的。尽管这些柏拉图式的和谐并非不能大体上与亚里士多德式的设想相协调，然而在莎士比亚的诠释中的某些细节上的要点，却分明是柏拉图式的。在对莎士比亚哲学各部分中不可或缺的东西（desideratum）的详尽分析中，他的宇宙论中的受蒂迈欧影响的方面将被充分阐明。多弗•威尔逊教授已指出其中的一个方面，他注意到关于天体的本质，莎士比亚持柏拉图式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2】

　　亚里士多德认为天空是由天上物质，某种与地球的四大元素，土、气、火和水完全不同的“精纯物质（quintessence）”或“第五基质(fifth essence)” 【指“以太”，一种比空气更精纯的气】构成的。然而，在柏拉图看来，构成诸天体的元素与构成地球的元素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其中火元素居于支配地位。对于哈姆雷特来说，柏拉图式的观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因为在他写给奥菲丽娅的诗体书信的开头，他喊出“怀疑群星是火”，【3】他把亚里士多德式的精纯物质归到未可确信的领域。

　　我们必须到欧洲延续的柏拉图主义传统中去寻找莎士比亚思想的先行者。让我们在心中简要地勾勒出其大略。

　　中世纪早期的思想是一种基督教化的柏拉图主义，起初，主要来自教父，特别是圣奥古斯丁，后来则是其它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卡西底乌斯（Chalcidius）的《蒂迈欧》拉丁文本。早期柏拉图主义可以说在伟大的沙特尔学派（School of Chartres）那里达到顶峰，只是到了这时，随着对《蒂迈欧》的早期评注广为人知，才开始充分揭开它的思想宝藏。到了十二世纪，阿拉伯人保存和评注的亚里士多德进入这个中世纪的柏拉图式的基督教世界。起先被人们疑虑重重地看待，但最终亚里士多德还是被吸收进来，这要大大地归功于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中的天才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然而亚里士多德从来不具有完全的支配地位。【4】柏拉图主义传统仍保持着自身，【5】并且通过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结合而得以壮大。圣奥古斯丁和伪狄奥尼修斯，那些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在整个亚里士多德时代继续接受基督教世界深刻的方面，他们对阿奎那本身施加了一种缓和的影响。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从英国的，因而也就是从莎士比亚的观点出发，别忘了牛津从未像巴黎那样，完全被托马斯主义者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争取过去。在中世纪，牛津始终保持着对神学上的奥古斯丁主义的忠诚，而且她还保留并发展了沙尔特学派的柏拉图主义传统——伟大的逍遥学派在巴黎兴起后，它在法国某种程度上已被丢到阴暗处了。【6】当然，在这段时期，牛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也像其它任何地方那样兴盛，但他却被特别顽强柏拉图主义的残余所缓和。

　　在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又再度盛行。

　　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文艺复兴的柏拉图主义在多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中世纪柏拉图主义传统，是后者的赓续和延伸。同时，人文主义者对希腊的研究和发现，确实在扩充关于柏拉图及其后人的作品的有用的知识上扮演着十分重大的角色，然而文艺复兴时的柏拉图主义的伟大原动力，是从整个西方思想传统——哲学的和宗教的——根源那里注入的。

　　文艺复兴中的某个因素开始显出是一种早期中世纪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通常被敬为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现代”哲学家之一，正是他所传授的地球运转的知识为哥白尼铺平了道路，人们发现他拥有许多中世纪的拉丁文柏拉图手稿，并且深受沙尔特的大师的影响。【7】文艺复兴的柏拉图主义者自身并非没有意识他们在这伟大传统中的位置；恰恰相反，他们自豪地声明这一点。马西里奥•斐齐诺（Marsilio Ficino），人文主义的柏拉图译者兼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院长，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对柏拉图主义传统作了简要的叙述，并指出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他以伪狄奥尼修斯和圣奥古斯丁开始；提及波伊修斯（Boethius），卡西底乌斯，马可洛比乌斯（Macrobius）；然后过渡到中世纪思想家，诸如阿维塞卜洛（Avicebron），根特的亨利(Henry of Bessarion)，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最后到了当代的贝萨利昂（Bessarion），库萨的尼古拉和他本人。【8】如果斐齐诺的这些话受到更多的重视，则认为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赓续中有不可挽回的中断的错误或许就可以避免了。

　　现在我们将从莎士比亚那里引用非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即哈姆雷特的预设：怀疑星辰是由火构成的是荒谬的——并且搜集它在西方柏拉图主义历史上出现和再现的一些踪迹。

　　教会的教父中，除了圣巴西尔（St Basil）这个不确定的例外，看来并没有采纳亚里士多德对地上和天上元素的区分。【9】他们中最科学、最有影响力的圣奥古斯丁，每次间接提到自然理论时，总是采纳柏拉图式而非逍遥学派的观点。所以我们发现圣奥古斯丁追随柏拉图，用火造就群星，就不足为奇了。【10】

　　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接受了教父的科学，在他看来天空具有一种“微妙的火的”本性。【11】

　　在九世纪，约翰•斯科图斯•爱留根纳（John Scotus Erigena）较比德更具权威，因为他知晓卡西底乌斯和伪狄奥尼修斯。在他看来，也是四种地上元素构成天空和诸天体。【12】

　　在圣安瑟伦（St Anselm，1033-1109）眼里，太阳，群星和绝大多数行星都是些火球。【13】

　　沙尔特学派的大师在这个问题上一概是采取柏拉图式的观点。譬如，康切斯的威廉（William of Conches）相信群星与地球的物质都是由同样的四种元素构成的，在这个合成物中主要是火和气。【14】康切斯的威廉是《蒂迈欧》一篇注疏的作者，这篇文章是沙尔特的学生的读本，直到约1255年才被亚里士多德丛书所取代。【15】

　　以圣托马斯•阿奎那为首的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几乎一致地对天上的物质和四种地上元素作一些必要的区分。但他们没完没了地争论诸如天上物质的本性为何这样的问题，而且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有无数微妙的变化。【16】圣波纳文图拉对天上和地上的作出区分不若圣托马斯•阿奎那那样彻底；邓斯•司各脱甚至进一步缓和这种区分，在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那里这种区别几乎消失了（后两者是牛津的思想家）。不过，尽管有这些重要的变化，从广义上说，在中世纪的逍遥学派学说中，天上的精纯物质和地上的元素的差异确实取代了旧的柏拉图式观点。

　　接着便是库萨的尼古拉和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哲学的开端。

　　库萨的尼古拉抹去天上和地上元素的一切区分。【17】在他看来，地球作为一个星体和太阳没有本质的不同，据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从远处观看地球，它也会像一颗星星或太阳那样发光。他于是设想整个宇宙乃是由同样的质料构成的，这对现代科学思想来说是个基本的概念。【18】

　　迪昂（Duhem）指出，要找到库萨的尼古拉在这个学说上的前人，必须返回到逍遥学派物理学支配学校之前的时期。“库萨的尼古拉所依附的，是旧经院哲学的大师，而非逍遥学派经院哲学的博士。”【19】这个说法为晚近对尼古拉的资料研究所完全证实，这些研究表明其受惠于中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20】正是对“蒂迈欧”物理学的回归，尤其是关于诸元素的本性和构成它们运动基础的原则，为哥白尼铺平了道路。

　　现在就很明显了，关于诸天体本质的观念，莎士比亚偏爱的是“蒂迈欧式”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这是一种古朴同时也是“现代的”观念。哈姆雷特说

　　　　　　怀疑群星是火

　　他以为圣奥古斯丁和圣安瑟伦所持的柏拉图式的观点（切勿忘记在中世纪的牛津，沙尔特传统对其具有的忠诚）较之亚里士多德所教导的群星由“精纯物质”构成，乃是更加不言而喻的真理。他继续说道

　　　　　　怀疑太阳在运动

　　他似乎以为理性的证据告诉我们，太阳穿越天空运行的说法比那种似是而非的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说法（这行诗或许暗示他听过这种说法）更可信。（正如多弗•威尔逊教授所说的，“这第二行诗并不比第一行诗排除亚里士多德更绝对地排除哥白尼。”）【21】但哈姆雷特犹疑地探询天体的运动这一事实表明他可能留意到有柏拉图主义运行其中的哥白尼的路线。他的第三行诗，却“怀疑一切”：

　　　　　　怀疑真理不过是谎言。

　　这似乎是在询问依靠理性的探究达到终极真理的可能性。在这封给奥菲丽娅的奇怪情书的第四行也是最后一行，在这一切怀疑之后，我们终于获得一次肯定：

　　　　　　但从不怀疑我在爱。

　　哈姆雷特哲学的否定特征有助于而不是妨碍理解其与库萨的尼古拉那里显示的柏拉图传统的潜在联系。这位伟大的枢机主教最著名的作品名为《论有学识的无知》（1440）。在书中他提出既然确切的真理不可能为有限的智力所领会，那么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达到“有学识的无知”的人。【22】人们不可能达致事物的绝对真理；所有哲学家都在寻觅它，但事实上却没人能找到它。因此“我们对这无知愈具深刻的学识，我们就愈接近真理本身。”

　　把哈姆雷特的整个心灵状态界定为处于一种“有学识的无知”的状况下，或许并非不恰当。本文所引用的这四行诗是对他的思想中的否定的偏见的一种典型的阐释。被提出来的得自自然哲学的两个命题，或许都受到怀疑，而“真理”本身可能只是一个谎言。哈姆雷特无疑会赞同库萨的尼古拉的说法：人的智力永远不能把握确切的真理。

　　库萨的尼古拉的这种思考方式乃汲取自伪狄奥尼修斯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教导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达致神圣，以一种“否定的神学”来阐释上帝。这位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在基督教世界具有极大的威望，因为人们相信那是“阿雷奥帕古斯议事会成员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写的，圣保罗曾在雅典见过他，因此代表着使徒时代的精神。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从这口井里汲取甚多，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尊伪狄奥尼修斯为他们哲学的基石之一，他成为基督教柏拉图教义的一位人物，人们将他与教会的圣人同等看待。斐齐诺称伪狄奥尼修斯为“第一位柏拉图主义者”，【23】在英国文艺复兴前改革时期，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朋友科雷特(Dean Colet)为他的作品撰写疏释。

　　哈姆雷特心灵中的暗昧的疑云看来可能代表着这种否定类型的神秘主义。这种氛围很可能通过英国本土前改革时期的神秘主义传统——人们可能会把匿名的《未知之云》（Cloud of Unknowing）（十四世纪）作为其典型——传达给莎士比亚。它教给我们心智（intelligence）和意志（will）的基本区别，意志引导我们达致爱情的确定性胜过了心智引导我们达致知识的确定性。信徒将参加一个关于心智的否定过程，但在他的“未知之云”中他将把意志置于“爱的盲目激越”。【24】在我看来，出现在哈姆雷特致奥菲丽娅的信中前三行的心智的“未知”或“有学识的无知”，以及在第四行中，使意志的引导变得盲目的那个牢固的思想，以及诸如此类的冥思传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奇思异想。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的复兴在强调并发展伪狄奥尼修斯方面并不弱于蒂迈欧的哲学。既然我们发现后者确乎对莎士比亚产生了影响，那么很自然就会想寻求前者对他的影响。

　　这就那些有待莎士比亚专家予以细致关注的问题，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过这类研究，也许会发现莎士比亚的诗歌对于其同代人（他们感受环绕着他们的这些传统的氛围的方式，我们已难以重获）所具有的意义，与当代读者从中所看到的东西是相当不同的。

　　正如在自然哲学的情形下那样，在神秘主义的情形下，我们不仅必须寻求中世纪的思潮，还要寻求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赓续。

　　斐齐诺思想中关于“心智”和“意志（爱欲）”的区分（神秘主义的中世纪藉此沉思），在大量的争论中得到发展，而他拥有的在中世纪尚不为人知的柏拉图作品的知识更丰富了它的内容。比方说《会饮》里那段把爱欲描述成一切技艺的教师文字，【25】斐齐诺将其阐发为爱欲的直觉力量对心智的理性力量的优越性的说明。【26】这使人想起俾隆（Berowne）在《爱的徒劳》中的著名讲话，揄扬爱是至高的教师。【27】毫无疑问，那整篇说辞应该与斐齐诺对《会饮》的评注放在一起比较；在这部关于一座学院的戏剧里【28】寻找文艺复兴时期的学院神秘主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现在看来，《爱的徒劳》中的反知性（anti-intellectual）寓意（哈姆雷特致奥菲丽娅的情书中以缩影的方式重现）或许可能追溯到这类的神秘主义思潮。

　　把莎士比亚的柏拉图主义与佛罗伦萨学院的柏拉图主义作一比较（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就此作出认真的尝试）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后者也许是以一些特殊的知识的形式，通过一般的途径对莎士比亚产生影响的。斐齐诺和他友人从重新发现的普罗提诺和其他人的作品中获得的成熟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在莎士比亚的诗歌里找不到踪影。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莎士比亚并非希腊方面的专家，他的“柏拉图主义”可能主要是蒂迈欧式和神秘主义思想的发展，他几乎不把它们视为“柏拉图式”，而是“本土的（native）”和“自然的(natural)”，植根于英国人的精神里，它们在意大利的光辉影响下，将在复苏更新的壮丽光华中持续涌流出天堂般的和谐。

　　佛罗伦萨学院的影响到达莎士比亚的主要渠道，很可能是通过托马斯•莫尔爵士和他的友人（他们对比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和斐齐诺深有研究）领导的早期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假如他们的作品不受干扰而延续下来，希腊的新知与本土哲学和宗教传统的集成兴许会以较为完整的形式传到莎士比亚那里。但它没有不受干扰地延续下来，故而探询英国的柏拉图哲学传统与莎士比亚的联系的最后步骤，就得涉及到这个国家在莎士比亚本人生活的时代的哲学知识的状况。

　　在这里对意大利哲学家乔达诺•布鲁诺写于1583至1585年间（覆盖了莎士比亚从十九岁至二十二岁这段生活）的英语作品的研究，被证明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布鲁诺代表柏拉图哲学传统的最后阶段。【29】他是库萨的尼古拉的公开信徒，频繁地引用他的《有学识的无知》及哥白尼。在《圣灰节的晚餐》（Cena de le ceneri）中他用《蒂迈欧》里的辩论来攻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30】这就形成了他尝试构造的“新哲学”的出发点。像其他早期哥白尼主义者，他求助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新理论。在他之前教导地球运动的人当中，他不仅提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神圣的库萨努斯”（divine Cusanus）和哥白尼，也提到柏拉图本人，说他在《蒂迈欧》里教导说地球在运动，“尽管畏怯且含糊其词，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个信仰问题而非知识问题。”【31】于是通过借助《蒂迈欧》里关于地球运动的可疑篇章，他尝试去用柏拉图来构建一个潜在的哥白尼体系。【32】事实上，尽管《圣灰节的晚餐》是一部幻想悲喜剧，其中某些地方却可看作本质上是一位十六世纪的库萨的尼古拉和哥白尼的信徒撰写的《蒂迈欧》评注，就这样它与悠久的欧洲传统的传承成一直线。

　　布鲁诺并非没有注意到他在传统中的位置；他也没有拒绝承认这点。他访问都铎王朝的牛津时，盼望着在那里找到成长于比德到托马斯•莫尔时期（那时是英国柏拉图哲学研究的盛期）的人，却发现一批用当代语言学研究代替了古老的哲学传统的人，【33】他们似乎已经把旧时的志趣遗忘。他们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和他在其他地方所见一样纯正，但最令他惊讶和忧心的是，他们“吹嘘自己跟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后者毫不关心雄辩术和语法的精妙，却热心于那些他们称之为‘诡辩’的思索。”但“较之眼下这个时代所展现的一切，他们全部的西塞罗式雄辩和修辞术”，【34】他（布鲁诺）更推崇“那些昔日的学者的玄学。”这些都铎王朝的人文主义者，似乎还鄙视他们的前辈的“粗野的”拉丁文风，把他们的哲学研究贬为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冥顽不灵的忠实。【35】因此他们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特征上比我们所知的中世纪牛津的任何东西具有大得多的反动性和蒙昧性。这些“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正是布鲁诺所严加斥责的，与此同时他为那些“昔日的学者”的消失感到惋惜，“尽管他们的语言粗野，论职业不过是些修士”，却留下一些原则，源自“哲学里最可贵最崇高的部分的华光，如今已几近灭绝。”【36】

　　布鲁诺的访问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展现了莎士比亚青年时期的英国对一种尽管在许多方面看来还很新奇、令人惊讶的哲学的反应，但却公开承认它对中世纪思想的继承（以及尊重）。在新牛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们与莎士比亚不同，会一点希腊语并深通拉丁语【37】）看来，布鲁诺的教导看似一个企图让旧时的“粗野（barbarous）”和“罗马公教(Papist)”之类的知识重获信任的危险尝试。尽管这些人抵制他，英国还有些人怀着尊敬认真倾听他，这是些诗人和廷臣，尤其是菲利浦•锡德尼爵士，英国文艺复兴诗坛的领袖，布鲁诺有几篇对话就是题献给他的。因此我认为布鲁诺的作品提供了唯一的机遇，让我们注意到“神圣哲学”思潮如何离开它一度奔流其中的那条古老的河道，正在流注到诗歌当中。

　　布鲁诺不仅在都铎王朝的大学的蔑视下维护了古老的哲学传统。通过他浸透其中狄奥尼修斯神秘主义，他也在都铎教堂的蔑视下维护了古老的冥想传统。【38】他敦促诗人在眼下这个罪恶的时代，承担起赓续传统的义务，在他的《论英雄激情》(Eroici furori)（1585，题献给锡德尼）里他展现如何将赞美诗（the Canticle）的意象转化为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的意象序列，使后者变为一种掩盖起来的精神历程（spiritual experience）的记录。【39】这种可能性自身表明，如果伊丽莎白时代哲理诗可能是在大学里消失了的柏拉图哲学传统的后裔，那么伊丽莎白时代的爱情诗可能是毁弃了的修道院和寺院（abbeys and monasteries）的精神上的后裔。柏拉图哲学传统哲学的和冥思的方面（混合得难分难解），两者都在哲学的哈姆雷特致奥菲丽娅的“否定的”情书中找到了例证。

　　布鲁诺对莎士比亚的影响（长期以来受到合理的怀疑），特别是对《哈姆雷特》和《爱的徒劳》的影响，必须放到符合实际的位置。同时布鲁诺被认为是一个“近代的”哲学家，他不象征着与中世纪的过去完全的革命性的断裂，因此这些并非他对莎士比亚的可能影响。毋宁是他作为柏拉图哲学传统之链的在最后一环，可以溯及到到并且包括莎士比亚的时代。

　　对从毕达哥拉斯到莎士比亚这段时期作宏大的回顾，眼前便涌动着往昔各时代的人以其沉思和历程丰富了的观念和形象。或许研究那位伟大诗人的最富有成效的方法之一，便是经由那个伟大的传统追踪其哲学见解和大部分的意象的历史进程。那一传统事实上不可分地与宗教遗产绑在一起，总是向人类讲述着那些至善至高之物。

　　原注：
【1】1942年夏季，pp.216-33.
【2】Art.cit.,p.222
【3】《哈姆雷特》，II.ii.117;cf.《朱利叶斯•恺撒》，III.i.63-4;《奥塞罗》，III.iii.463.
【4】随着中世纪哲学的自发发展，在中世纪晚期结束之前它就被大范围地抛弃了。参见E.Gilson,《中世纪的哲学》（La Philosophie au Moyen Age）,1925,p.311 et passim
【5】参见A.E.Taylor，《柏拉图主义及其影响》（Platonism and its Influence）,1925,pp.23 ff.;R.Klibansky, 《柏拉图哲学传统在中世纪的赓续》(The Continuity of the Platonic Tradi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1939,passim.这个传统在中世纪不仅得到持续的拉丁民族的柏拉图主义源流的滋养，还得到阿拉伯、希伯来和拜占庭思潮的滋养。
【6】Gilson,op.cit.,pp.204-5.
【7】Klibansky,op.cit.,pp.28-31.
【8】该信的再版见Klibansky,op.cit.,pp.45-7.
【9】皮埃尔•迪昂,《世界的体系》（Le Systeme du monde）,1913-17,II,pp.478ff.;III,pp.9-11.
【10】Op.cit.,II,pp.486-7;II,p.10.
【11】Op. cit.,III,p.17.
【12】Ibid.,pp.54-5.
【13】皮埃尔•迪昂,《莱奥纳多•达•芬奇研究》（Etudes sur Leonard de Vinci）,1906-13,II,pp.259-60.
【14】Lynn Thorndike,《巫术与实验科学的历史》（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1923-41,II,p.56.
【15】Klinbansky,op.cit.p.28.
【16】迪昂, 《莱奥纳多•达•芬奇研究》,II,pp.255-9;III,pp.49-52.
【17】Op.cit.,II,pp.260-3.
【18】既然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两种类型的物质的动力学有根本的区别，天上和地上的物质的分歧对地心说这一新科学就成了严重的障碍。参见A.E.Taylor,《柏拉图的<蒂迈欧>义疏》（A Commentary on Plato’s ‘Timaus’）,1928,pp.88-9.
【19】迪昂,op.cit.,II,p.260.
【20】参见关于库萨的尼古拉的资料来源的注释,《论有学识的无知》,ed.E.Hoffmann and R.Klibansky,1932,passim,esp.pp.167-79.
【21】Art.cit.,p.222.
【22】《论有学识的无知》, ed,cit.,pp.5-9.
【23】这个表述出现在斐齐诺的De sole前言，但其他表达对伪狄奥尼修斯（他翻译过他的作品）深刻敬意的颂词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另参Klibansky,po.cit.,p.42,note 2.
【24】《未知之云》,ed. Dom Justin McCann,p.103 et passim.
【25】《会饮》,186b-188d.
【26】参见M.斐齐诺的《论柏拉图<会饮>中的爱欲》（Sopra lo amore o ver convito di Platone）,《爱欲如何是一切技艺的导师》（‘Come lo amore e maestro di tute le arti’）一章，1544,pp.56-9.这是斐齐诺的In Convivium Platonis de amore commentarius的意大利文译本。
【27】《爱的徒劳》，IV,iii.295-362.
【28】确实，那是关于一个法国学院而不是意大利学院，但在法国有些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学院是按照文艺复兴的模式设立的。
【29】这是过于单纯化的看法，因为在布鲁诺的思想里包含着诸多成分，尽管如此，他经由库萨的尼古拉，属于中世纪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并且他整个一生都在为近代强调对修辞学和语言学研究而对更古老的哲学学问造成的损害而战斗。
【30】针对那位提出“精纯物质”的本性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专家，他主张诸天体是由构成地球的同种物质构成的；他并且用“蒂迈欧式”的部分对整体的吸引的原理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重力理论。（乔达诺•布鲁诺，《意语作品集》（Opere italiane）,ed.G.Gentile,1925,I,pp.80 ff.and pp.114 ff.）
【31】Ibid.,pp.68-9.
【32】《蒂迈欧》，40c.
【33】人们会记得邓斯•司各脱，十三世纪伟大的牛津经院哲学家，对于英国的改革家来说，他的追忆成了那种令人不解的“粗野”的完美典型（那种反感还保留在“笨伯[dunce]”这个词里），斐齐诺把他列为令人钦佩的“柏拉图主义者”之一。
【34】Op.ital.,I,p.163.
【35】参见拙著《乔达诺•布鲁诺与牛津的对立》（‘Giordano Bruno’s Conflict with Oxford’）,《沃尔堡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II,1938-9,pp.228-31;再版于《文集》（Collected Essays）,I:《卢尔与布鲁诺》（Lull and Bruno）,1982,pp.134-50.
【36】Op.ital.,I,p.162.
【37】考虑到这种反差，人们开始想知道莎士比亚的“小拉丁语”是否意味着“粗野的”中世纪拉丁语。
【38】这当然不是被宗教裁判烧死的异端前僧侣（ex-monk）的传统观点。但参见《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Spaccio della bestia trionfante）里令人惊异的段落，布鲁诺在文中谈到英国古老的天主教秩序。部分翻译过来的引文可参看拙著《乔达诺•布鲁诺的宗教方针》(The Religious Policy of Giordano Bruno)，《沃尔堡与科陶德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III,1939-40,pp.182-3;再版于《文集》, I:《卢尔与布鲁诺》,1982,pp.151-79.
【39】Op.ital.,ii,pp.314-15,318-19.

　　译自Frances A.Yates, Renaissance and Reform:The Italian Contribution,Collected Essays, Volume II, Routledge&Kegan Paul,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