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作者：汪济生）

我国美学界实践派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起码在主观上，是明确而坚决地把他们的学说的基础，建立在经典作家们的论述之上的。他们在自己的美学论文、论著中，大量地引用经典作家们的语录，便是这一信念的明显表征。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目光犀利、思想严谨、知识浩瀚、涉猎广博，常能使我们在困境中豁然开朗。但这在不知不觉中，也会使我们的一些学者养成一种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对文字资料的过于看重，忘记了对文字的真理性最终做出定夺的是科学和事实，而科学和事实往往是与时俱进地在进步和发展中的。在文字资料与科学和事实出现抵牾时，一些学者的做法往往是用书本遮住眼睛。其二，当他们依赖的对象出现不统一时，他们会失去判断力，显得无所适从。或者采取为尊者讳的态度，对这种不统一视而不见、不置一词。而当实在面临无法回避的选择时，便采取一些苟且的做法，以求能对付一时。笔者注意到，当实践派美学家们在面对人与动物的属性的探讨和比较时，这种态度表现得十分明显。
实践派美学家们十分热衷于界定动物的种种属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正是要通过这种种的界定，把人的本质特征给衬托出来。他们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可以说，他们关于动物属性的种种界定，基本上都不出其外，可谓持之有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既没有确保他们的观点都合乎科学和事实，甚至也没有确保他们的观点都保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但问题的微妙在于，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我们打算具体地说明这一点。虽然实践美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李泽厚、蒋孔阳等不少人，但鉴于一些学者力主蒋孔阳先生的尤其突出的代表性及其弟子群的学派规模，1我们权且以他的论述做例子，来进行一些分析。无疑地，本文会评及蒋孔阳先生观点系统中学理上的是非得失，但这不会影响笔者对他作为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谦谦待人的君子、奖掖后学的良师的尊敬。
1 参见：张玉能文《创造美学的建构和发展——蒋孔阳美学体系综览》，载《当代中国美学新学派——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朱立元文《当代中国美学“第五派”——试论蒋孔阳教授的美学思想》，载上述论文集，第15页；劳承万文《学派反思与蒋孔阳美学》，载《学术月刊》2000年10月号，第81页，等等。

一

蒋孔阳先生多次阐述过人和动物在本质特征上的种种不同。引人注意的是，在描述这种种“不同”时，他用的往往是“完全”、“根本”之类词汇，语气断然、很少暧昧。在《美的规律与文艺创作》一文中，蒋孔阳先生讲了动物与人的这样一项不同：“……动物并不意识到它的存在，意识到它的生命活动。例如狗就意识不到自己是狗。”1“……动物的存在与客观世界是完全同一的，它分不清主观与客观、自我与对象。”2
实践派美学家们总是强调他们的观点是言必有经典之据的，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经典作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什么相关论述？我们看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的有代表性的提法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而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的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4无庸讳言，两位伟人的观点，在这里呈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同。如果从“有”和“无”所包含的对立语义来看，说他们两人的判断之间是有质的区别的，也不为过。
就此来看，我们如果评判蒋孔阳先生，说他的观点完全违背了经典作家们的原意，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他的观点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理论支撑点；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说他的观点完全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也不准确，因为他的观点和恩格斯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是那么显著，使后来者很难找到亦此亦彼的中间立场、而回避非此即彼的选择。蒋孔阳先生谙熟经典，所以，他不了解恩格斯的观点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由此观之，显然，我们可以判断，蒋孔阳先生的观点的确立，实际上是已经经过了他自己的选择的，那就是，他选择了马克思的观点，而没有选择恩格斯。至于这一选择得自怎样的比较鉴别、究竟依据为何？我们找不到他甄别取舍的过程。
让我们再做一次考察。在《美的规律与文艺创作》一文中，蒋孔阳先生还谈到了动物行为能力的问题。他写道：“它（指狗。——引述者）一生下来，就过着本能的自在的生活，自然把它生成怎样，它就永远是怎样。”“蜜蜂造窝，它就只能重复自然赋予它的本能，永远造同一样的窝。”5看来，停留在“本能”的层次——这就是蒋孔阳先生对动物行为能力的水准的基本定位。
那么，在这一问题上，经典作家们的看法如何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就描写过动物的“生产”行为，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6在后来的《资本论》中，他为了突出人的劳动的特点，也提到了动物的“劳动”。他写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原始动物的本能的劳动，现在的劳动是由劳动者拿到市场出卖的一种商品，和原始动物的本能劳动的情况已隔有无数亿万年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特有的那种劳动。”7一般来说，马克思也没有描述过动物更高形态的“劳动”行为，他基本上是把动物行为的水准用来和人类作对比，而界定在“本能”的层次上的。否则，他应该注意到，有许多动物的行为水准是比蜜蜂、蚂蚁、海狸高得多，而更有资格和人类进行更细致的比较的。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却用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8这就远远地超出了“本能”的水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又呈现了显著的不同。而蒋孔阳先生的观点仍然只是其中的一种倾向。
现在看来，我们就更难指责蒋孔阳先生、批评他：既然明确宣言自己的美学观点以经典作家的学说为基础，却并不和经典作家的论述保持一致。因为，上述两项观点的比较，已经使我们发现，是经典作家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蒋孔阳先生只是作了一个有倾向的选择而已。当然，我们仍然找不到蒋孔阳先生关于自己的这种倾向性选择的依据所做的阐述。
在对蒋孔阳先生的两个观点所做的上述考察中，我们已经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动物和人的属性的界定中，存在着明显的观点区别。这种区别是偶然的吗、它的性质如何？由于经典作家们的观点在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使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一些直接、系统的观察。下面，我们就干脆铺开来，对比着确认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异同、及其达到的程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原始动物的本能的劳动，现在的劳动是由劳动者拿到市场上出卖的一种商品，和原始动物的本能劳动的情况已隔着无数亿万年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劳动。蜘蛛结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蜡来造蜂房，使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3

概括一下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人和动物的本质力量的区别，划在两者
从事生存的实践活动时所表现的以下几点不同上：
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是全面的、超越自身肉体需要而自由的，还是片面的、局限于自身的肉体需要的；
是有预见的、有计划的，还是本能的、无计划的。
下面，我们也可以比较地看一看恩格斯的看法。
在《自然辩证法》中，我们看到了恩格斯的如下论述（请注意其中带黑点的字）：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识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4
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相反的，凡是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白质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的一定刺激所引起的极简单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什么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获食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在某一方面也表现出是有计划的。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的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形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5
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6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7
……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
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恩格斯所养的一条狗的名字——引用者注]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两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么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9
Vertebrata[脊椎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整个身体都聚集在神经系统周围。因此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的可能。在其他一切动物那里，神经系统是次要的东西，在这里则是整个机体的基础；神经系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蠕虫的头节向后延伸），便占有整个身体，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组成整个身体。10
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至它们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11
和这些动物经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门发展的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12
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什么了。……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它会象柏林沿街叫卖蔬菜的女人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的话。它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情况也是这样。13

我们上面这样大段大段的引述经典作家的原文，决不是为了敷演篇幅。因为在论争中，对立双方如果能够共同直接面对比较完整的事实，常常可以省却许多不着边际的浮泛之辩。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概括一下恩格斯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明确地肯定了：动物能够有意识、有计划地从事生命的实践活动，而且这种能力“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毋庸讳言，这些观点和马克思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表现得是如此显著，如此系统，是不可能不为精通经典作家们典籍的实践美学派的代表者们所觉察的。蒋孔阳先生熟悉经典、思维绵密，因此，他更不太可能、也不应该不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不同。这就使我们奇怪：实践美学派作为一个谙熟经典、并言必称经典的学派，却为什么从未向人们谈起过、检讨过这种意义重大的不同？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隐情：一个本来是必须以学理的清晰严谨为立身之本的学术流派，在一个涉及他们学派理论基石的重大问题上，实际上却处在一个只作选择、而对其中涉及的学理上的分歧、以及自己选择的依据，三缄其口的尴尬境遇里。甚至有时，他们或者干脆就采用了各取所需，六经注我的做法。例如，我们略感诧异的是：在著述中几乎自己的每一个主要观点都要在引用经典作家的语录后才引申、阐述出来的蒋孔阳先生，虽然多次地评价动物的能力问题，却几乎从来不见引用恩格斯的在我们上文中引述过的那些话，而对一些对动物智能评价较低的语录，却几乎是每条必引，而且每谈必引。这在实践派美学家中并不是个别现象。
实践派美学家们（其实还包括许多与实践美学理论基点类似的学派的美学家、甚至一些比较新潮的美学家们）为什么会取这种态度？笔者不便妄加揣测，但起码来说，笔者以为，在科学的问题上，不宜采用“为尊者讳”、或“鸵鸟式”的苟且态度。那样的态度，哪怕是出于某种“好意”，都是不足取的。因为那会使我们由于一些枝节性的顾虑，而离开追求真相、真理的科学道路。而许多的真相、真理却往往正是在伟人、智者们的见解之间的细微差别里，向我们展现出让人得以一窥其堂奥的裂隙。现在，让我们穿越实践美学派的“心理障碍”，再向纵深做一些探索。
当我们进一步观察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差别，那就是：马克思的论述，基本上是对不同动物物种不作区别的从质上的总的界定，没有量方面的细微的区别和观察；而恩格斯的论述，则体现出一种较微观的从量变的、演进的、进化的角度的观察。我们不妨简单地罗列如下：在“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行动的能力方面，人与动物的区别，并非从来如此，而是渐行渐远的；在原生质和哺乳动物之间，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是并非从来如此，而是从无到有、愈来愈高的；动物虽然能够进行“有计划的行动”，但与人的能力在程度上，还是大有差别，因为动物“都不能在自然界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在“整个悟性活动”的能力方面，人和高等动物“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随着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动物（例如脊椎动物）也“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的可能”，等等。甚至在恩格斯所指明的、作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的对自然界是“利用”还是“支配”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量的区别。例如，和“支配”有更根本性的质的区别的应该是“被支配”。而“利用”和“支配”却都是主动地向自然的索取，都是必须使用智能的行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一种角度上的量的区别，也会是另一角度上的质的区别。我们这样说，只是为了防止对这里的“本质的区别”的绝对化的理解。如此而已。
就笔者自己的看法来说，毋庸讳言，是倾向于赞同恩格斯的观点的，认为那是更科学、更准确的。恩格斯关于动物的语言能力的看法，还使我想起了现代西方科学家的一些有趣实验。他们的实验正是为了帮助现代类人猿克服发音器官的缺陷，而学习使用语言。例如，他们设计了使用手势语言和显示视觉符号等的方式，来帮助大猩猩、黑猩猩的学习。他们的研究和实验正在不断获得相当惊人的成果。1这些成果可以看成是对恩格斯关于动物的意识水准和语言潜力的判断的相当有力的证明，是值得我们密切予以关注的。当然，笔者也并非认为恩格斯的全部观点就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那将在别的文章中再涉及。2目前，笔者觉得还有必要的是，应该对这两位一直看法比较一致的经典作家的观点出现差别的原因，略作探讨，以便能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差别的来源之一，笔者觉得，恐怕在于各自的文章的性质。马克思的文章意在探讨经济学与哲学问题，对动物行为的涉及，只是要求有一个基本上性质的认定，以便作为一个比较的参照系。这样，它当然就会具有意在宏观界定、而无暇细察的特点。更何况，文章还尤其要强调异化劳动所具有的特点，是把人转化为“非人”。这样，动物性的特征的明确和强烈，就因为作为对比物，而成为必须。例如，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3他还说：“……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4对于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的学者，如果他打算以马克思在上述性质的文章中的对动物的论述，来取代他自己对动物的真切细致的科学的研究，则不能不使人感到，这既是一种对马克思的过于苛求和依赖，也是一种对于复杂问题想走捷径的怠惰态度。回过头来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可以说是比较专门的探讨自然科学问题的著作。因此它讨论问题更专业、更细致、更注意一些量的差异，也是自然的事。
差别来源之二，应该是这两部著作各自著述时，所依凭的不同的时代所提供的不同的科学知识背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名所示，写作于1844年，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却完成于1883年，并修订、补充于1886年。两者的“时差”为40多年。不妨顺便提一提，马克思写作他的“手稿”时，仅是一个26岁的青年；而恩格斯完成他的“辩证法”时，已经是一个66岁的老人。任何一个有一点人生阅历的人，都应该不难领会到，这40年的差异，由于经验知识的积累和思考探索的磨砺，会在人的思想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方面，造成多大的不同。但这些还并不是我们所主要要谈的。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这40年间，人类在知识和科学的进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重大进步带来的影响——
在1859年，即马克思完成他的“手稿”后的第15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生物进化学说的最重要的奠基之作《物种起源》。虽然说，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在1809年就出版了他的《动物学哲学》，提出过一些生物进化论的概念，有着一定的影响；而已经崛起的黑格尔的学说，尽管其以绝对理念统一世界的观点有着深刻的谬误和遮蔽真理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关于事物辨证发展的合理因素，还是贯穿始终、也同时态的对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提法：“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5“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6但即使在这里，马克思把对人的研究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把对动物的属性的描述，作为对人的属性的描述的一个反衬物这一特点，还是明显的。生物进化理论因其细致、完整、严谨而取得客观的科学的形态和巨大的影响，则不能不起始于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
在1864年，即马克思完成他的手稿后的20年，科学界开始了将人和动物的心理发展进行科学比较研究的创始“比较心理学”的努力。美国心理学家D•A•德斯伯里写道：“1864年Cuvier 的学生 Pierre Flourens 出版了名叫《比较心理学》( Psychologie Comparée )的书。看来这是把比较心理学作为一门新的科学来探索的第一次实际的尝试。”7
而后，在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他的著作《人类起源及性选择》，进一步提出了性选择及有关人类起源的理论。
在1873年，达尔文还出版了他的比较人类和动物的行为异同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
情》。
这些著作，无疑地给予人们原有的对于人和动物的传统观念以巨大的、革命性的冲击，
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恩格斯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起码可以说明，这一学说对他本人的思想的影响就是巨大的。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两本著作的不同写作时间之间，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关于人和动物的研究上的巨大进展，那么这两本著作间出现了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诚然，青年马克思是有着极高的天分的，但是我们总不能要求一个26岁的青年，仅凭天才，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15年，就无师自通地具有达尔文50岁时才出版的著作中所确立的、带有革命性的生物科学学术观点吧！如果真能这样，那么达尔文学说的划时代意义，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

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实践美学诸派，及其主要代表，他们太急于在经典作家们的权威理论中寻找归宿了，他们或不能、或不愿、或不敢直视其间的细微差异，并作出发现和正确的抉择，而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忘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后的“精神家园”终究应该构筑在事实及不断发展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关于人和动物的比较的观点，与恩格斯的相关的更科学的观点的“误差”，主要是由时代知识背景的客观限制造成，则我国实践美学诸派的失误，恐怕主观方面的因素会更多。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知识和科学背景又跃进了一个半世纪的时代。在与时俱进这一点上，一百多年前的恩格斯，胜于他的在今天的后人。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美学界的一些学者，如果想要从人和动物的界定研究的混乱中摆脱出来，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系统或体系中的一些积重难返的症结得到正本清源的梳理，不正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不首先从依赖性导致的盲目性中摆脱出来，恐怕是很困难的。


Face Squarely To Difference Between Marx and Engels’ Definitions Of Human Being And Animal
——Discussing from a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Wang Jisheng
Abstract: Marx in his early years and Engels in his later years had obviously different views o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being and animal, and this is mainly the result of the changes in the background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over the ages. The aesthetes of the school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have not faced squarely to this difference and made choices in accordance with science and facts, thus causing the flaw of their theory from the core.
Key words: conscience, instinct, difference, background, science,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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