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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刘纲纪的实践自由论美学(作者:王怀义)

        作者:核实中..2009-09-09 09:48:07 来源:网络

          刘纲纪的实践自由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为理论基石,以“劳动创造了美”为根本指针,以创造自由为显著特征,是典型的比较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态。这一美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我国诞生以来美学实践的总结,又开启了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新局面。在刘纲纪看来,马克思主义美学到目前为止还处在建立和形成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的阶段,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也是这一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具体历史地开展科学实证研究,对古今中外的一切美学理论加以批判的考察吸收,是未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着重加强的工作。刘纲纪的实践自由论美学就是这一主张的体现。

          一、实践本体论与美学基本问题

          与李泽厚和朱光潜在美学理论建构中较多地借鉴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资源不同,刘纲纪的美学理论是纯粹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建构的同时,也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问题,并作为自己的美学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与刘纲纪两人都以马克思的实践论为出发点,构建实践美学体系,所以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两人具有一定差异,但还是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撰写了《中国美学史》一、二两卷。但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尤其是后来的人类学美学和心理本体、情感本体等主张,让刘纲纪觉得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进行深入研究。刘纲纪在其后发表的《实践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实践本体与人的主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之间关系的系列论文,系统阐释了实践本体论与美学之间关系的问题。

          刘纲纪对实践本体论与美学关系的看法主要沿着两个路径进行的,一是实践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建构,一是以实践本体论哲学为武器全面考察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美学的现状。

          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建构是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本体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一直都在回避本体论问题而注重于认识论问题。刘纲纪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本体论问题,其次才是认识论问题。刘纲纪首先从具体的角度而不是从抽象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一词进行了界定,认为物质不仅指自然界的物质,还指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物质活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人是按照自然的规律改变自然的物质形式,使之符合人的目的,人对自然的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这就在本体论的高度从自然过渡到了社会。由此,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里,存在着两种本体,一是自然本体,一是社会本体,自然本体是社会本体的基础。人类的实践活动把自然界和人类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自然本体与社会本体的统一。这是因为:一,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的活动,以满足生存需要为目的,同时又是人类的有意识、有创造性的能够支配自然从而获得自由的活动;二,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人与人结成的社会性协作的活动。由此,人类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并区别了物质生产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的本质。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就获得存在的根底。同时,在刘纲纪先生看来,实践本体论与人的主体性具有密切关联。这是因为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化、客观化,是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感性个体的自由是在实践过程实现的。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主体性也是实践的主体性。

          同时,刘纲纪通过对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基本形态的研究,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与阐释形成了三种基本形态,即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美学”[i]。在刘纲纪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称为本质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论美学。它肯定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肯定这种反映能够而且必须揭示隐藏在社会生活现象之后的本质,但这种美学观点不能从根本上把艺术对现实的反映和哲学认识论所讲的反映区分开来,看不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其实不过是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客观必然过程的理论抽象,不能脱离构成人类总体的无数个体自身生活的创造。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和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批判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美学,可以称之为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批判美学,其中心是强调艺术和审美对资本主义现实具有巨大的“否定”、“颠覆”、“超越”的功能,主张艺术和现实的“疏离”,成为与现实不同的“异在”。这就不是站在现实的基础上而是在主观的幻象中来否定现实,因此这种美学就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和前途命运,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采取了否定和保留的态度。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美学,目前还在为清理和牢固地建设它的哲学基础而辛苦地工作。正是在这样的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和阐释语境中,刘纲纪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在哲学基础上不能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必须进入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层面。

          刘纲纪所谓的“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美学”是对前此的实践本体论的深化和发展,其最高主题就是社会和感性的人的本质的全面自由发展。这里的“实践”是广义的实践,指的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使人的感性的本质得以生产和实现的活动,也就是人的感性的本质的自我实现、自我创造的活动。人类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获得是决定这一活动的根本活动,同时还包括分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产品的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简言之,就是人类的全部生活。“批判”是在上述实践意义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理论的批判和对社会现实进行实际的革命的改造的统一。至于使用“存在论”而不使用“本体论”,首先是为了避免本体论一词所引起的神秘的感觉和无谓的争论,其次是为了说明马克思所说的存在是指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前提、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的社会存在,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最后,使用“存在论”一词,在美学上可以更清楚地、明确地把审美和艺术问题与人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的视野之下,刘纲纪认为,当今美学出现了四种新情况: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本身越来越具有和审美相关的文化性质,经济行为和文化关系密切,物质消费成为文化消费,因此要把审美和艺术与物质生产和文化联系起来,探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的各种美学问题;第二,美或审美的主要形式已转变为个体和人类从实现人的自由而永不停息的实践创造中所获得的一种崇高感(成就感、尊严感、自由感)和幸福感,并常与社会政治伦理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的有力确证;第三,审美活动与人类生活的实践活动直接相连,现当代艺术已成为艺术家对生活的实践创造的感受与体验的表现,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成了艺术的本质;第四,美学不再是一门孤立自在的科学,而是与物质生产的工艺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科,其主题对美、审美、艺术与生活的实践创造、社会的人的本质的全面自由发展做出丰富、具体而有成效的实证研究[ii]。可以说,实践批判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刘纲纪在思考当今时代的新变化的情况下提出的,表现了刘纲纪及其美学体系的开放性和反思性。

          物质生产活动,就是劳动,一方面是人类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活动,一方面又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因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的活动。所以,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建构是从劳动入手研究美学的具体问题的。刘纲纪认为劳动与美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当详加研究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问题,涉及考古学、人类学以及西方当代的哲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提供的大量的材料的搜集整理,加工利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类一方面获得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一方面又产生精神上愉悦,即一种由于见到了人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克服了种种困难,从自然取得了自由而产生的愉快,这是人类最初的美感,美也就是以感性物质的形态体现人类征服自然的创造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的那些劳动的过程和成果。因此,刘纲纪认为要把握美的本质,最直接、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美感分析获得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在人类劳动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意识到了人的自由,也就是意识了美,经历了这些历史阶段。首先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在这一阶段,人类还感觉不到他在自然面前的自由,因而也感觉不到美,但却使人强烈地意识到自然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和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强大力量,意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巨大对抗,从而迫使人们去思考如何消除这种对抗,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同时使人与自然物发生了情感上、精神上的关系,使自然物对人来说具有了神圣的精神意义。这对后来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其次是巫术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已开始摆脱对自然的单纯的崇拜,企图借助某种迷信想象、魔法去战胜自然,表现了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萌发了人在自然面前获得自由的意识。因此,巫术经常与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结合在一起,开始包含了审美的因素。第三是神话阶段。在神话中,人们已经在想象中去同化和征服自然物,明显表明了人对自身在自然面前的自由的肯定和歌颂,是人类第一次用审美的态度去看他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超出了单纯需要的观点去看他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看到了人的劳动的自由的表现,从而看到了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所说的美最终脱出由之产生的物质生活领域进入到超越物质生活需要的领域。这是因为,人类在劳动发展的过程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出现,使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创造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的价值,认识到社会性的协同劳动的巨大决定作用,,从而使美与善相联系起来,美也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精神需要。由此可见,美感的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就是在日常的功利追求、道德评价、科学认识中明显存在的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截然对立消失不见了,双方内在地互相渗透和统一起来了。正是美感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美的二重性,即属于客体的东西表现属于主体的东西、属于自然的东西表现属于人的东西、属于个体的东西表现属于社会的东西。

          因为劳动创造了美,所以对美的普遍本质的考察也要处处联系劳动来进行。美的创造与人类的生产劳动相联系,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的活动,是自由的感性物质的表现,对美的本质的分析就要分析以对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为基础的自由与体现这种自由的感性物质的形式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对美的本质的分析就必要分析形式美,或审美的形式。美作为人的自由的感性具体的表现,不能脱离感性物质的形式。没有感性的形式,美就是虚无的不存在的东西。每一种美的感性物质的形式都是人的自由的形式表现。这种形式具有以下特征:美的形式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形式,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主观目的的实现,显示了人的创造智慧和才能,具有无限多样变化的形式,能够体现人的情感、愿望和理想;既是感性物质的形式,又体现了渗透着和人的自由的实现相关的某种精神的意义和情调,是感觉与超感觉的统一。由此可见,美的本质既是客观的,又是主客观统一的[iii]。同时,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是无限发展的,美也就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现代社会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代生活的美和人们的审美意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追求充分表现主体独特个性和肯定主体价值的美。其次,人类的使用工具,包括生产用品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审美因素,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在不断创造各种新的美的形式。第三,现代的高速度连续工作,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和节奏感,现代人对美的要求趋向于更为鲜明和快速的节奏,美的形式日趋于简洁明快,避免各种繁琐的形式。第四,现代工业所带来的自然污染,生态破坏,使自然美的问题受到很大重视,使自然美与现代科学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结合起来,不再具有超现实的色彩,而成为人们享受和休息的重要源泉。

          因为刘纲纪先生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自古以来,不外是美、美感和艺术三个方面,所以,艺术哲学也是其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具体实践领域。刘纲纪对艺术的本质规定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这个词在刘纲纪的美学体系里是指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主导的社会现实生活,这就把艺术的本质问题建立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了。为了论证实践本体论艺术哲学的正确性,刘纲纪首先批评的唯心主义反映论和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错误观点。在刘纲纪看来,一切唯心主义美学都否定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片面夸大和歪曲解释艺术中的复杂现象,认为艺术不是生活的如实的复制,而是艺术家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绝对独立的世界,认为艺术是艺术家情感、直觉、幻觉、潜意识等主观精神的表现,是一种绝对与生活无关的、独立自在的“纯形式”。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夸大了艺术形式的特殊复杂性,否认形式包含来自生活的情感,把形式创造与现实生活割裂开来。此外,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虽然主张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存在巨大错误:第一,旧唯物主义常常把艺术对生活的反映理解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如实的反映,没有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艺术中的巨大作用;第二,旧唯物主义常常把艺术对生活的反映简单地理解为感觉对生活的再现,否定主观情感在艺术中的作用;第三,旧唯物主义不懂得人的生活是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不懂得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是人类生活发展的最终动因,因此,它就不能真正唯物地说明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往往借助于精神和超历史的因素以及普遍人性来解释,从而走向唯心主义。由此,刘纲纪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上,认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作品是内在的精神内容和外在的感性形象的统一。具体来讲,艺术作品的内在精神归根到底是社会生活在主体意识中反映,而艺术作品的外在感性形象也是生活的反映。在刘纲纪看来,艺术作品的外在感性形象可以分为具象的和抽象的两大类。所谓具象的形式就是指具体地描绘再现某一客观对象的感性形式,所谓抽象的形式是指不是生活中某一具体对象的具体描绘,如音乐、建筑、抽象绘画和书法等艺术,但其感性形式仍然是对生活中存在的事物所具有的某些能表现主题情感的形式要素加以抽象、组织和概括化的产物。即使是纯形式美也还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所以,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其根本特点就是把人的生活当作人自身实践创造的感性具体的过程和结果的反映,并从中显示出人的自由的本质。可以说,艺术正“处在自由的最高位置上”[iv]。所以艺术对生活的反映就是一种审美的反映。这种反映是把日常生活中不够自觉的、零散的、分散的、比较表面的审美感受集中概括,并对其普遍意义进行深入挖掘,从而具有普遍的社会审美意识价值。这一过程是审美意识物态化的过程,也就是艺术作品生成的过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思想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对现当代中西美学实践的考察分析,认识到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本体论的重要性;二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对比研究,构建出自己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三是以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展开美学具体问题的研究,构建实践本体论美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向纵深方向发展做出努力。其中,第三方面又从美、美感和艺术三方面具体实现了实践本体论哲学在美学具体问题上的指导作用和基础地位。



          二、实践自由论美学及其具体演进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刘纲纪实践自由论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刘纲纪通过两个相互联系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方面广泛参阅《手稿》之外的马克思的众多的经济学著作,一方面密切结合从康德到席勒再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美学来解读。结果,刘纲纪认识到,在自由和自然(必然)的统一中寻找美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里说:“只有两类概念,是允许它们的对象的可能性有正好两种各不相同的原则的:这就是自然诸概念和自由概念。”[v]刘纲纪认为康德的这一划分在西方解决美学问题的思考途径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超越了古希腊的模仿说以及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法国的启蒙主义美学和德、法两国的理性主义美学,席勒和黑格尔也是沿着康德所开辟的路径前进,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解决自由与必然的统一的问题的。马克思则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成果,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深入研究,创立了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把自由与必然的统一的问题放在了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劳动)的基础之上,开启了美学史崭新的一页。刘纲纪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真正的自由是人类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实际支配。这种自由的取得只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站在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改造的基础上来认识必然和自由的问题的。这就把人的自由的实现始终看作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的自由与劳动实践、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就变成应有之义。

          因为把人和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的是劳动,而且劳动也是人类能够支配周围世界、获得自由的手段,因此刘纲纪就从劳动开始,首先探讨了劳动和自由的关系。刘纲纪认为,人类劳动不是动物的那种本能的无意识的适应自然的劳动,而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从自然获得自由的活动。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劳动不仅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还可以支配自然、获得自由,因此人的劳动及其产品对人就产生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它又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之外引起精神上的愉快,可以使人们产生一种战胜自然的欢乐感,这种欢乐感就是美感的最初起源,是人在改造支配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由的直观,人的智慧、才能和力量得到了肯定,人从他的周围世界中就可以发现美的事物。同时,人的劳动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共同活动,是人支配自然、获得自由的必备条件。这样,人的自由的本质就与社会关系不可分地联系起来了。人的自由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得到实现。但是,在剥削社会关系之下,人的自由本质是受到压抑而不能实现的,因此还要通过革命改造社会关系,使人的自由本质得到真正复归。由此人的自由和美的本质问题也就经历三次转变:从原始社会到私有制出现,美的本质发生第一次转变;私有制出现以后,出现阶级社会,人的自由和美的本质也都受到压制,到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压制达到顶峰,于是出现美的本质的第二次转变;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提供了物质条件,并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共产主义的极度发达的物质生产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富余时间,人的自由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得到高扬,艺术创作繁荣,美的本质实现第三次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由不仅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而且还与一定历史时期的道德上的善联系在一起,这样美就不仅是在实践中体验的自由,还与道德伦理的善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高度统一。此外,人来自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也离不开自然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只有当人类的物质实践同自然规律相适应时,人才可能获得自由。人在获得自由的时候,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地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和支配自然,这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也是人从自然获得自由的基础,同时也是自然成为人的审美对象的基础。因此,“自然美就是人类在漫长的时间中改造了自然的产物,是人的自由在人所改造和支配了的自然界中的表现。”[vi]同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全面发展的眼光观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既可以是对个别自然物形态的改变,也可以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自然在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之后,还可以成为人们单纯的审美对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要的日益多样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仅仅局限在狭隘的实用关,人同自然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自然也与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关系,这是自然界就可以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第二,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是在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往往超出个体生存的需要而与个体产生精神上、情感上的审美关系;第三,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自然不仅是人类的实践对象,不仅与人产生情感和精神关系,而且人们发现整个自然界还是一个合规律而又合目的的对象。总之,经过人类长期的实践改造,自然同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审美生活联为一体,成了人的自由实现的载体,也就是成为“人化的自然”。

          在完成以上对人的自由与劳动、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之后,刘纲纪先生自然过渡到对审美的自由本质的分析。在刘纲纪先生看来,审美的自由作为人的自由的表现,与实践本体论相关。刘纲纪先生认为,马克思对人类物质生产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本质特征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基石。因此,他通过对《巴黎手稿》中“美的规律”和两种尺度的分析,指出美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就是在人类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的自由与客观的自然必然性两者如何统一的规律,美就是这种统一的实现在人类生活中的感性具体的表现[vii]。因此,刘纲纪的实践自由论美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调在实践过程中,人类满足了物质需要的生产实践之后,其对自然的改造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活动才是审美的活动,这一过程是客观必然和主观自由统一的过程。必然和自由的统一问题是刘纲纪美学体系的核心问题。因此,在刘纲纪的美学体系里,其审美自由的感念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的自由的含义,而是有其特殊的规定性的。

          刘纲纪对自由的分析与他对美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分析联系在一起。刘纲纪先生首先认为,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当把对美的哲学分析和心理学、社会学分析内在地结合统一在一起。刘纲纪所谓的自由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但又不能等同哲学上的自由,而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这种自由是一种以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为基础,但又超出了物质生活需要、摆脱了物质需要的束缚的自由;第二,这种自由表现为人对客观必然规律的创造性的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目的的高度统一;第三,这种自由表现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与普遍的社会性存在的高度统一。在这一界定的基础上,实践自由在美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中就表现出相应的三种形态。在美的心理学分析中,自由表现为审美情感;在美的社会学分析中,自由表现为人类审美心理及其与之相应的艺术发展过程,也就是物质生产到审美心理的各个层次的演变过程。就美的心理学分析来说,自由表现为审美情感,是一种由于直观到人的自由的实现而产生出来的愉快的情感,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审美情感虽以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为基础,但它是超出这种需要的愉快情感;第二,审美情感是一种同周围各种合规律的感性形式直接相连的愉快的情感,是世界的合规律性与人的内在目的性在主体心理感受上的高度统一;第三,审美情感是一种个人与他人、社会达到和谐统一的愉快的情感。这种审美情感是由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自由的情感,因此就与物质世界的各种感性形式互相渗透并结合在一起,形式美也就渗透并体现了人对自然自由支配的情感,形式从而获得了美。

          在美的社会学分析中,刘纲纪先生更多地借用了黑格尔在《美学》中对艺术美发展分析的理论。在《美学》一书中,黑格尔为了说明艺术理想的特殊性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从三个方面考察了这一问题:①一般的世界情况;②情况的特殊性,也就是情景及其冲突;③主体性格对情境的掌握以及它所发出的反应动作。所谓一般的世界情况是个别动作及其性质的前提,也就是社会时代背景;情况的特殊性即情境,是某一个别人物和某一个别情节所由产生和发展的具体情境;在前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系列互相连贯的情节动作,也就是普遍力量通过个人发挥作用形成认为性格[viii]。黑格尔的这一理论抓住了社会学分析了关键点,但刘纲纪对之做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两者决定,因此,刘纲纪对美的社会学的分析也遵循了这一思路,由此认为审美自由也是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的。在第一个层次上,人的审美自由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总的方向上是趋于一致的,但又绝非处处同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比如资本主义的审美自由和古希腊社会相比,可以发现古希腊的自由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有个体的自由和完整性,更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生产力基础上会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人也可以走向真正自由的全面发展,人类文艺也必将全面繁荣。在第二个层次上,一定历史时代所包含的很多矛盾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得到具体的表现和展开个人的神秘自由是充满各种偶然性的特定生活境遇。在第三个层次上,一个历史时代的审美心理要具体地表现在这一历史时代各种人物的处境、遭遇以及他们在特定情境下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中,并潜藏在人物复杂的内心生活之中。这三个层次是由宏观到具体、由整体把握到个体心理的具体演进过程[ix]。

          刘纲纪的实践自由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社会历史观为依据,认为个体审美自由被实践水平现实地历史地决定了;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达到很到水平,生产力发达,人们获得大量空闲时间,从而个体就可以充分的审美自由和艺术生存,等等。这些观点无疑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的痕迹,也解决不了个体自由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个体审美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不可割断的联系。人类实践水平与个体审美自由的生存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每个人的审美自由又如任何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这些问题付诸阙如。更何况,在不同地点、不同实践、不同时代个体的审美自由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追求。刘纲纪认为个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在生产大量满足的基础上能够获得大量空闲时间,从而可以追求自己的审美和自由生存,无疑忽视了人作为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本质。实际上,生存问题和空闲时间并不必然带来个体的审美自由,仍然要受到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的限制。杜利娘在中秋之夜唱到:“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奴命不中孤月照,残生今夜雨中休。”林黛玉也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呼告和哀叹,等等之类。这些都说明,个体自由的活动不仅仅在于物质生活的满足,更重要的还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些必须面对的限制仍然存在,共产主义社会对个体审美自由的获得也不必然具有普世意义。人类个体情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刘纲纪的美学体系里被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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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0页。

          [ii]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475页。

          [iii] 刘纲纪先生认为美既是客观的,又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这是因为美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自身的对象化;存在于一个美的对象的种种属性,都因为它是实践主体的对象化,是客观化了的主观,或主观的客观化。这一观点,与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论、李泽厚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相比,更加具有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色彩。

          [iv] 刘纲纪《艺术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v] 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言》,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vi]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vii]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新版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viii]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8—300页。

          [ix]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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