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毅：深层生态学：一种激进的环境主义

雷毅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一词为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此后，经过奈斯、德韦尔、塞申斯、 福克斯等人的努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环境哲学。深层生态学的宗旨是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种种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目的在于寻求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以及现代社会的合理构建。八十年代，随着生态环境运动在西方的日益扩大，深层生态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今天，它已成为西方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和生态环境运动中激进环境主义思想的主导力量。
　　　　　　1　生态运动思想：从浅层到深层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生态运动迅速崛起，并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尽管运动中的各派都反对破坏生态环境，但其目标和所采取的方法迥异。它们的思想背景错综复杂，既有改头换面的工业主义、科学主义，又有各种人文思想；既有各种自然科学理论，又有东方思想，而更多的是这些思想的混合物。
　　在西方的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中，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思想。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保护资源与环境本质上就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第二种是生物中心主义的环境思想。它以事物是否具有感觉能力作为判断的依据，主张凡是有感觉能力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权利，都应有受到关注。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扩展了的人类中心主义。而第三种则是整体主义的环境思想，通常被称为生态中心主义。这种观点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其它部分的存在状况紧密相连，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着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人类无权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深层生态学是整体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它拒斥前两种观点，把它们看成是"浅层的"（shallow）， 与此相对照地称自己是"深层的"（deep）。按照奈斯的说法，浅层生态运动关心的只是发达国家公民的健康和富裕，而深层生态学更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形象，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多样性、反等级态度以及非中心化等。
　　深层生态主义者把浅层生态运动视为一种改良主义的环境运动。浅层生态学通常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广义的"技术"问题，试图在不变革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的社会机制和技术进步来改变环境现状。深层生态学认为这种试图减轻人类对环境冲击的努力最终会导致人们寻求用技术方法来解决伦理、社会、政治问题。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退化的症状上，而不触及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这无疑是一种基于技术乐观主义和经济效率的"浅层"方案，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且本身潜伏着危机。浅层生态运动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它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必然地视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浅层生态运动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是人类利益而不是所有物种和自然界的整体利益。
　　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的"，在于它不断追问浅层生态学不过问的根本性问题。奈斯指出："…形容词'深层的'强调了我们追问'为什么…'、'怎样才能…'这类别人不过问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何把经济增长和高消费看得如此重要？通常的回答是指出没有经济增长会产生的经济后果。但是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对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和接近自然的权力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提出疑问，在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也就对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质疑"。与浅层生态运动的看法相反，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而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
　　　　　　2　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
　　在深层生态学看来，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讲是人的问题。由于人的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的行为规范，因此，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深层生态学首先致力于破除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有限的具体的浅层方案，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一种综合的生态中心主义宗教和哲学世界观。为此，奈斯提出了作为深层生态学理论基础的两条根本性的原则（ultimate　　 norms ），　　即自我实现原则（Self -realization）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原则（ecocentric equality）。
　　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原则超越了现代西方的"自我"（self）概念。现代西方的"自我"是一种分离的"自我"，它追求的是享乐主义的满足感，一种狭隘的对个人的此生或来生的拯救感。从社会意义上讲，这种狭隘的"自我"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秩序，使我们变成了社会时尚的牺牲品。我们也因此失去了探索自身独特精神与生物人性的开端。如果我们不再把自己看成分离的、狭隘的"自我"，而是同其它人，家庭成员、朋友、直至整个人类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自身独特的精神和生物人性就会得到弘扬，最终将超越人类达到一种包括非人类世界的整体认识。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当代文化模式和价值，超越我们时代的日常智慧而不断反思和深层追问，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自我实现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使人真正地成为人的境界。奈斯指出，自我的成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ego ）到社会的自我（self）；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即"大我（Self）。他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 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不断认同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当一个人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他便能在与之认同的自然物中寻找到自己。
　　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大写"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其基本思想是生物圈中的所有生物及实体，作为与整体相关的部分，它们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在这里，深层生态学预设了一个前提：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或固有价值）。在它看来这是直觉的，无需靠逻辑来证明。有一百个物种的生态系统要比仅有三个物种的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稳定性。生态系统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助于系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存在物对生态系统来说是有价值的。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生态系统，就会发现，一切生命体都有内在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没有等级差别。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与"自我实现"是内在地相关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它的前提就是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伤害自然界的其它部分，那么就是在伤害我们自己。基于这一思想，深层生态学给出了一条基本的生态道德原则：我们应该最小而不是最大的影响其它物种和地球。深层生态运动就是依据这一道德原则，呼吁人们"以俭朴的方式达到富裕的目的"（Simple　in means, Rich in ends.）。
　　从上述原则出发，深层生态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①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健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就人类目的而言，这些价值与人类世界的有用性无关。②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且它们自身也是有价值的。③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④人类生命与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不断减少不矛盾，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减少。⑤当代人过份干涉非人类世界，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恶化。⑥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政策，这些政策影响着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其结果将会与目前大有不同。⑦意识形态的改变主要是在评价生命平等（即生命的固有价值）方面，而不是在坚持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方面。对量的大与质的大的不同将会有一个深刻认识。⑧赞同上述观点的人有直接或间接的义务现实这种必要改变。这一纲领是激进生态中心主义者行动的共同基础，也是判别深层生态主义者的标准。必须指出，与基本原则不同，纲领是可以辩护的。在深层生态学内部，尽管人们对纲领的细节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但他们都赞同这一纲领。
　　　　　　3　深层生态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深层生态学是环境哲学中颇具开放性的哲学体系。它以现代生态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同时又广泛吸收各种人文主义思想，包括基督教、佛教、道家思想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如斯宾诺莎、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以及自然主义、超验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思想。
　　深层生态学是一种整体主义哲学，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态科学，是生态学发展到现代阶段的产物，这其中包括莱奥波尔德、卡森、康芒纳等人的思想。生态学关于生态系统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理论，以及物种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共生对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性，是构成深层生态学整体理论思想和基本原则的科学依据。生态学研究表明，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物种越丰富、每一物种个体数量越大、环境条件越复杂，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就越高，稳定性也就越高。沿着这一思路，深层生态学把多样性和共生作为它的基本原则，并将它从自然生态系统扩展到人类社会，因而极力倡导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准。
　　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宾诺莎思想的现代诠释。在斯宾诺莎那里，真善或至善是人生最高的完善。追求至善就是追求"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要达到至善就"必须充分了解自然"使"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一致"。他认为"有必要组成这样一种社会，以便利于促进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容易而且确定地达到这种品格"。
　　从怀特海、桑塔亚那等哲学家那里，深层生态学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而晚期的海德格尔与深层生态学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海德格尔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提出批评。他指出西方哲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为统治自然的技术决定论思想铺平了道路。他提出人类应该"诗意般的居住"在大地球上，其本质在于爱护和营造一个空间，使存在物完全展现，成为它自己。他们的这些思想为深层生态学的开创者们如奈斯、塞欣斯等人所继承。
　　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类中心义的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在基督教内部有些思想家如圣弗朗西斯、施韦策、林恩·怀特等人却对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义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的思想成为深层生态学整体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
　　深层生态学还在东方传统中找到了它的理论依据。他们十分推崇中国的佛教、道教。中国古代传统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明确地表达了一种整体论思想。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Richard Sylvan）和贝内特（David Bennett）把道家思想与深层生态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并得出结论说："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按照德韦尔和塞申斯的说法，"当代的深层生态主义者已经从道家经典《老子》和十三世纪日本佛教大师道元（Dogen）的著作中发现了灵感"。 奈斯也指出："佛教为深层生态学提供了适当的背景或渊源联系"。
　　东方传统中的崇尚自然与尊重生命在西方的少数人传统（minoritytradition）中也能找到。 欧美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为深层生态意识提供了来源。M. 奥斯汀、D.H. 劳伦斯、A.赫胥黎、R.杰弗斯、W.福克纳、O.奥尔林、W.贝利、W.阿伯利、G.史奈德等人的作品就明确表达了他们对工业社会技术决定论世界观的拒斥。早在卢梭时代，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就被看成是对近代社会狭隘的科学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反抗力量，在美国，这一运动被惠特曼、库伯和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麦尔维尔以及缪尔所继承。他们的思想对深层生态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　从深层生态理论到深层生态实践
　　一般来说，人们把深层生态学分为两个部分：作为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深层生态学和作为生态运动的深层生态学。前者是深层生态学的理论构建，后者则把深层生态学理论转变成深层生态实践。无论那一部分，都是以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满足人们最深层的愿望为目的。由此出发，深层生态学试图通过培养现代人的生态意识，来逐步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认同，由此完成人的自我实现过程。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多数人已有一些生态意识，但只是凭着经验和直觉而获得的一种浅层生态意识。他们觉得诸如保护地球和荒野这样的大事必须依靠"专家"和政府：只有"专家"最了解自然的复杂性，能运用科学方法；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完成这类事情。这样，他们便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专家"和政府身上。而深层生态学则试图引导人们自觉地走向一种更深层的生态意识。在它看来，生态意识的培养是一个由浅层生态意识向深层生态意识转变，从而使人获得一种日益深刻地意识到狼、树木、岩石、河流等自然存在物的实际存在并与之认同的能力的过程。本质上它是培养人们对一切相互联系的事物的洞察力。完成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需要自己不断地向深层发问、思考和寻求答案。当一个人具有了深层生态意识，他（或她）便会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物质生活的高标准转而追求生活的高质量。
　　在资源保护立场上，深层生态学对目前实行的所谓"科学管理"提出了批评。它认为科学管理不是深入实地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建立"抽象模型"上，这些模型与具体场所的实际情况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这种对自然的抽象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它麻痹管理者，使他们老想着用控制相关变量的办法管理自然资源。深层生态学并不否认计算机的数据搜集是有价值的，它认为科学技术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不能替代直接的实地观察。因为自然界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甚至比我们可能会了解的还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深入到自然之中而不是呆在房间里认识自然。自然界的目的性表明：自然界最了解自己（Nature knows best）。然而， 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资源问题上，人类寻求的是最大的生产量，而生态系统发展的对策是"最大的保护"（即力求达到对复杂生物量结构的最大支持），两者常常是冲突的。工业社会所做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它的重心偏向人类一方。深层生态主义者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方式，主张两者兼顾。它们提出了"顺应自然"的资源管理思想，主张"无为而治（Not Do）"。这是缪尔曾倡导过的"正当管理方案"，莱奥波尔德在《大地伦理学》中也表达了这种"顺应自然的不干涉管理模式。这一思想在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的林业管理和野生保护中产生了积极作用。
　　深层生态学十分重视将其理论运用于深层生态运动，它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案对西方的生态抵制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生态抵制运动相信多样性是自然的、美好的，但多样性正受到来自工业社会的单一文化的威胁。它们反对把生态环境问题定义为社会问题，更反对仅仅用技术方式解决。它们认为象大气污染这类问题仅仅只是更深层问题所反映出的征兆，是不能单靠技术来解决的。因为技术的解决方式隐含着某些重大的危险：使人相信在工业社会体制下运用现代技术能够找到一种可接受的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法；会产生一种事情已做过而问题依然存在的危险表象；使人过份依赖专家（如职业生态学家），相信他们会提供解决的方案，但实际上他们很可能被限制在仅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方面等等。在深层生态学思想影响下，生态抵制运动正在突破浅层生态意识，实现深层生态意识的转换。在实现这一转换的过程中，许多成员（如绿色和平组织）接受了奈斯的非暴力政治运动的主张。在直接行动中，这些原则对减少对抗和仇恨产生了积极作用；并赢得了公众的普遍同情。
　　　　　　5　一个评论
　　深层生态学的出现是环境运动的由改良向激进的一个转折。它起源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又很快与其它反主流文化合流，并迅速成为激进环境运动的主导力量。它的思想是构成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重要来源，这就使它更加引人注目。日益增多的评论，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实际上都增加了它的影响。
　　作为一种激进的环境主义，深层生态学从一开始就以反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姿态出现，而且态度十分鲜明。它试图通过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来摆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说明人的智慧恰恰在于他有能力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员，有能力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它把人与自然的认同（identification）视为一种崇高的境界，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掘人内心的善，弘扬这种善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深刻的思想。然而，这并不表明它是一种"精致"的思想体系。
　　在有关深层生态学的讨论中，自我实现原则是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按照奈斯的说法，自我实现是不断扩大与自然存在物认同的过程，即自我实现必然是在自然存在物都充分展现后或自然整体这个"大我"实现之后方能达到。由此便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自然存在物的充分展现？我们所认识的自然存在物的充分展现是它自身的真实展现，还是在我们的观念中的展现？我们怎样区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展现？如果我们无法认清这些问题，那又如何理解"自我实现"？
　　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思想似乎过分强调了整体价值与意义，从而使个体的价值与意义被弱化。例如，奈斯过于强调人与其它存在物之间的同一和联系，忽视乃至湮没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和特性。西方二元论思维常常重个体轻整体，强调个性与整体的差别和对立，忽视它们之间的依赖与联系。深层生态学的反二元论思想则走向了另一极端。这表明它本质上并未真正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方式招来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深层生态学是乌托邦和天真；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助长了一种为"好"的生物圈而牺牲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还有人认为由于它把人类看成是与其它生命形式不同的存在，它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自我实现作为一种呼吁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如果全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并付诸行动，那么就不必怀疑它的实践意义。如果现实中只有少数人行动，多数人并不追随，那么这些少数人就不能避免成为这一理念的牺牲品。按照马斯洛的说法，自我实现的完整境界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对多数人来说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奈斯自己也承认，它是人可以趋近而无法达到的境界，这就注定自我实现论只能是一种生态伦理的乌托邦。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对奈斯自我实现论的怀疑和批评也正在于此。
　　深层生态学的整体论前提是：一切存在都具有内在价值。在德韦尔和塞申斯那里，内在价值必然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体。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内在地要求把内在价值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体："生活和发展的平等权利在直觉上是清晰和明显的价值标准"。而福克斯则认为价值的平均分配所带来的只能是一个死的宇宙。深层生态学的直觉并不包含内在价值是平均地分配给生态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观点。因为在实践中价值冲突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生活的过程包含了奈斯所说的某种形式的"杀戳、剥削和压迫"。在真正的价值冲突中，只有不赞成生态学平均主义的观点才能更好地体现正义。正义并不要求平等，但却要求我们共命运。这种共命运便是不断扩大个人的认同过程。
　　深层生态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思想体系，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究。上述评价仅仅只是一种描述性和主要观点的说明。我相信，一切对于深层生态学整体性恰当评价都可能是为时过早。
【责任编辑】马惠娣
【参考文献】
　　〔1〕Arne Naess,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qury, 16, (95-100) 1973.
　　〔2〕Stephen Bodian, Simple in Means,　Rich　in　Ends:　 A conversation with Arne Naess,　Ten　Directions　( California:Institute for Transcultrual Studies, Zen Center of Los Angeles, Summer/Fall 1982.
　　〔3〕Bill Devall　and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 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Books, 1985, pp. 66-70, 88-89, 100.
　　〔4〕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1 -22页。
　　〔5〕Richard Sylvan and David Bennett,　"Taoism　and　DeepEcology", The Ecologist, 18: 148, 1988.
　　〔6〕Michael E. Zimmerman: "Feminism, Deep　Ecology,　 andEnvironmental Eth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9): 21-44, 1987.
　　〔7〕Warwick Fox, "Deep Ecology: A New Philosophy　of　OurTime?" The Ecologist 14: 194-200, 1984.
　　
　　
【原文出处】自然辩证法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