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滞冬：从汉唐寻找中国绘画复兴的基因

6月8日至7月8日，四川“花间集花鸟画十人展”在成都浓园国际艺术村举行。160件花鸟画精品，展示了王敬恒、张士莹、刘云泉、郭汝愚、陈滞冬、陈承基、秦天柱、周明安、梁时民、蔡寅坤等十位艺术名家的作品，也是对四川花鸟画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就中国画发展的源流与未来，本报专访了参展画家陈滞冬。

记者：认识你的维度至少有四个方位：绘画、书法、艺术史论、美文。从艺术角度上讲，你似乎很警惕“从众艺术”，或者说艺术创作中的“从众方式”，倡导在中国画创作中传承深层次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品格特质。

陈滞冬：艺术创作是个性化创造，不必强调一律。但“个性”不是“随性”，必须具备文化品格。文化是一个民族表现出来的生存态度，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受足了误解、嘲讽与屈辱，但它一定是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中最基本的理由凭借，现代中国绘画也必得依托于此才能获得存在的理由。

坚守中国绘画面临创新之惑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绘画一度“唯新是图”，用手指、脚趾直接作画不够，甚至有用人体作画，这是创新？！

陈滞冬：2000年以前，中国绘画面临创新之惑，一说到传统就很丢脸，一说出新就很洋盘，仿佛哪个把传统糟蹋得厉害就很伟大，他们经常说中国艺术应如何如何走向世界，我说“中国不在世界在哪儿呢？你本身就在世界呀。”

记者：如果说现代四川花鸟画中张晖、张大千等人是第一代，以陈子庄、李琼久为代表的可以说是第二代，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登上画坛的这一批画家，则是第三代花鸟画家。但第三代花鸟画家至今尚无鲜明的艺术特色凸显。

陈滞冬：古人说“少则得，多则惑”，选择的可能性增多本来是艺术家求之不得的事，但如果艺术家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或文化立场游移，其结果必然是淡化自己的艺术特征。不仅是当代四川第三代花鸟画家，几乎整个当代中国画家都在文化崇洋的心态驱使下放弃本民族的艺术传统，转而以西方的标准来“改造”中国画，使得当代中国绘画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时代。

记者：日本绘画也经历了反思与回归，其发展过程似可提供前车之鉴。

陈滞冬：在日本的现代绘画出现以前，他们的文人画家基本上还是学习中国绘画，他们称为南画。直到近代，还认为吴昌硕的绘画是他们的典范。而其他的绘画形式，包括浮士绘等，其基本的绘画理念与技术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认为中国画很幼稚，一心想脱亚入欧。他们首先抛弃从中国画中学来的线条，全部改用色彩来表现形体。但是，在东方绘画中，线条却是灵魂，它不仅仅代表了物体的边界，而且既有体感又有质感，还有量感甚至情感，而色彩仅是在线条基础上的一种辅助手段，日本人抛弃绘画中的线条后却不知道怎样走了。

目前，以东山魁夷等为代表的日本现代画，正是代表了日本画界的一种反思与回归，或者说是一段迷茫之后创新意义上的重新坚守。

气度，到汉唐时代寻找中国绘画复兴元素

记者：你一直倡导实现有中国气度的中国绘画？

陈滞冬：“气度”二字不可轻言。比如以前有一种现象，某位画家能画某花草，就觉得这画家不错，甚至就叫某花草；能画个竹子，甚至就叫某竹子，就可以成名了。但现在，无“气度”根本不可能成名。

如今很多中国画家不重视精神的维度，而只是喜欢关注一些表面的东西。中国画传统中精神气质上的华丽、壮伟、雄秀、沉厚、博大之类的特质，才是真正重要的文化传统，其实用这种精神气质在当下进行水墨画创作，也可以画得很灿烂华丽，否则，即使你工笔画的色彩很丰富，也可能画得很猥琐。

记者：那么，中国绘画艺术的“气度”何处寻觅？

陈滞冬：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肯定是在它的政治和经济最发达、最鼎盛的时期才最有价值，汉唐时代是我国政治和经济最强盛的时代，也是我国文化集大成的时代，汉唐文化在全世界来说也是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如果我们要复兴中国绘画艺术的“气度”，一定要到汉唐时代去寻找一些元素，这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要到历史上最强盛的古希腊时代，而不是到黑暗的中世纪去寻找复兴的基因。

记者：这种艺术基因信息密码还在吗？

陈滞冬：张大千为什么要临摹敦煌壁画，因为他发现了“艺术密码”。现在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汉唐时代的壁画、宋代的院体画和藏画（唐卡）。根据我的研究判断，藏族唐卡中的绘画，基本上保持了唐代的绘画样式和技术，我们在西藏宗教绘画中可以寻找到很多汉族已经失传了的唐代绘画传统。如果将唐卡跟敦煌壁画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很多非常近似的地方。

记者：学习唐卡艺术之外，纵的传承与横的移植又如何统一？

陈滞冬：中国古代一直强调一种观点，就是“器不离道”、“道器合一”。我们不能因为“器”带有技术的成分而不加以重视，也不能因为“道”难以把握而只注重“器”。有人以为学习了西方绘画中的一些光影技术，或者是一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就是把握了西方人的精神实质，其实这只是表皮。西方的现代派大家如梵高、毕加索、米罗等，他们个个都受到了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民族艺术的影响，但是他们自己那个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延续下来的文化立场，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因此，我们最应该珍视我们民族的文化立场。

担当，让四川绘画艺术回归辉煌

记者：四川古代绘画艺术曾经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辉煌。

陈滞冬：古代中国绘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时代——五代北宋时期，四川出现了黄筌、苏轼两位画家，代表着四川古代绘画最辉煌的成就，他们的艺术创造与艺术主张，不仅改变了当时中国艺术潮流的指向，直到今天的中国绘画，仍然受到他们艺术思想的沾霈。

记者：黄筌、苏轼绘画艺术花开两枝，画风却同源不同流？

陈滞冬：后蜀政权承前蜀皇帝优遇画家的传统，开创性地设立了翰林图画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皇家画院，黄筌及其子黄居寀等长期主持皇家画院的工作。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后蜀的翰林图画院几乎是整个被搬到了北宋朝廷，成了倡导文治的北宋太祖、太宗的翰林图画院，使这一发源于成都地区的艺术流派扩展成代表中国绘画历史上最成熟时代的艺术趋向，宋代以后直到当代的中国花鸟画仍然深受其惠泽。

耐人寻味的是，黄氏写实主义花鸟画风在北宋朝野大行其道时，四川文人苏轼、文同，开始借用书法的技术，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态度来完成的水墨写意画法，倡导出一种与黄氏写实主义绘画从理论到技术都完全相反的水墨写意画风，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绘画的面貌，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文人画”的表现主义写意风格的宏大艺术潮流。在苏轼之后差不多一千多年时间里，几乎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惟一样式。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扬州画派和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上海画派两次花鸟画复兴都取苏轼所倡导的文人画原则作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记者：当代四川的中国画家如何彰显这种艺术传承？

陈滞冬：四川地区花鸟画历史文脉的开启，在黄筌、苏轼时代如果说是不期然而然的话，那么到张大千时代就是非常自觉的承继和发扬了，而当代四川花鸟画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则只能通过对历史的透析和对未来的展望，以理性的思考与努力的工作确认作为艺术家个人的当下价值来实现。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处在急剧变化的新阶段。在巨大的社会变化中，中国艺术家是否需要坚持某些不变的东西？中国画家的文化立场、中国绘画的民族性在席卷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特性的价值所在是否得到确认？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当代中国艺术的人所应当思考的问题，也更是我们四川画家所应当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