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作为农历新年的“压轴戏”，承载着华夏文明对团圆与光明的向往。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权力中枢，其元宵庆典不仅是一场皇家盛会，更是政治、文化与艺术的交融舞台。通过传世的宫廷画作，我们得以穿越时空，一睹古人如何以灯火为笔、以仪式为墨，书写属于紫禁城的元宵华章。
元宵溯源：从“天官赐福”到帝王意志
元宵节的起源与宫廷密不可分。东汉明帝“燃灯礼佛”的传说，将佛教信仰与节日习俗结合，而清代《帝京岁时纪胜》则赋予其道教色彩——正月十五为天官紫微大帝圣诞，象征“赐福”的祥瑞。紫禁城之名即源自紫微星垣，这座宫城不仅是人间权力的巅峰，更是天人感应的具象化载体。帝王通过元宵庆典，既彰显“天子”身份的神圣性，又以“万民同乐”的姿态强化统治合法性。从康熙朝《大清会典》可见，清宫元宵活动自崇德元年（1636）便形成制度，三日节期“不理刑名”，唯礼乐与欢宴不绝。乾隆帝在御诗中直言元宵赐宴外藩的目的：“用示柔远之意”，可见这场灯火盛宴背后，是边疆治理与外交怀柔的政治智慧。
灯火乾坤：紫禁城的视觉政治学
元宵灯彩不仅是装饰，更是权力的视觉叙事。雍正《十二月景行乐图》以中西合璧的透视法，描绘圆明园灯会的繁华：水域分割远近景致，千姿百态的人物穿梭于中式楼阁与西式亭台之间，灯影摇曳中，“五福堂”球灯高悬“万年吉祥”字样，天灯柱身雕云龙纹，顶端五色亭阁璀璨如星。这些灯饰的形制与文字，直指“皇权永固”的终极寓意。紫禁城内的灯事更显规制森严。据《宫中现行则例》，乾清宫前的天灯与万寿灯自腊月二十四安设，每晚上灯，至二月初三方撤。上灯仪式中，掌仪司奏唱《火树星桥之章》，营造司太监列队升灯，音乐与动作严格同步，宛如一场神圣的仪典。康熙朝更规定太庙悬挂“庆成灯”十日，以灯火通明昭示“祖先庇佑”，将家族祭祀与国家象征融为一体。
人间温情：宫廷画师笔下的元宵图景
在政治叙事之外，行乐图中还留存着帝王家族的温情瞬间。《乾隆帝元宵行乐图》中，乾隆安坐楼阁，目光慈和地俯视皇子王孙嬉戏：孩童们或击腰鼓、舞龙灯，或举花灯、戴面具，廊间花灯高悬，远处烟火粲然。郎世宁以西洋写实技法勾勒人物神态，中国画家以传统界画渲染建筑，中西合璧间，严肃的帝王形象被悄然转化为“家族长者”，凸显“天家亲情”的世俗一面。而《雍正帝十二月景行乐图》中，雍正帝身着蓝袍，悠然行走于灯市之间，与燃放烟花的童趣画面共构出不同于朝堂的松弛感。这些画作既是对节日的记录，亦是对帝王“既圣且凡”双重身份的巧妙诠释。
除了这两幅知名的行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本别具韵味的《欢洽寰区》册。此画册共十二开，依次为太平有象、竹马行、放筝图、燃竹图、花灯会、婴戏图、戏球提灯、鱼鹤双灯、吉祥灯庆、双灯会、戏羊图、清供图。画册聚焦元宵佳节，生动描绘了孩童们于花园中提灯玩耍的欢乐场景。虽画中并无落款署名，但据推测，极有可能出自清宫供奉画家之手。
画册中的花灯款式，可谓精致绝伦且丰富多样。除了常见的提灯，还有手举灯、拉曳灯，以及能随地翻滚的彩球灯等，形态各异，令人眼花缭乱。整幅画册通过这些细腻的描绘，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切祈愿与祝福，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喜庆，为我们揭开了古代宫廷生活中那充满温情与欢乐的一角。
从紫禁城的元宵庆典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皇家奢靡，更是一个文明对光明、团圆与秩序的永恒追求。那些消散在历史长河中的灯火，通过行乐图的丹青妙笔与文献的琐碎记载，重新拼接出帝国盛世的斑斓侧影。而今，当《乾隆帝元宵行乐图》被再次制作为文创产品，当传统灯彩技艺成为非遗项目，紫禁城里的元宵记忆，正以新的形态续写着中华文明的“灯火传奇”，延续着灯火阑珊处的文明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