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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帖学的赓续与回响

        作者:李亦奕2025-03-31 09:02:54 来源:中国文化报

            (1/4)草书歌行 局部 (草书) 刘彦湖

            (2/4)证验贯练联(行书) 王忠勇

            (3/4)鸟外花边七言联(行草) 2024年 陈海良

            (4/4)渔翁(行书) 王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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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赓续与回响——当代帖学十四人作品展”在广东东莞岭南美术馆拉开帷幕。作为开年首个聚焦帖学传承与创新的学术大展,展览汇集了来自南北书坛14位帖学名家的200余件精品,通过多维度的艺术呈现,展现传统帖学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步入展厅,观众可直观感受参展艺术家对帖学的个性化诠释。展览风格可大致分为“亦朴亦雕”“古风古韵”“意居形上”三种类型,其中既有对《淳化阁帖》《书谱》等经典法帖的古法继承,也有将帖学笔意融入现代构成的跨界尝试,王羲之手札的灵动气韵、米芾尺牍的跌宕之势,经由艺术家对材料、章法的当代演绎,呈现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从宋代《淳化阁帖》的兴盛到清代碑学冲击下的嬗变,回溯帖学发展的千年脉络,以王羲之《兰亭序》为精神原点,确立“尚韵”审美体系,笔墨的抒情性与人格修养深度绑定,形成“书以载道”的文化基因。之后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等建立法度体系,《淳化阁帖》刊刻标志官方经典化。颜真卿突破“二王”范式,展现帖学包容性。宋元时期,苏轼“尚意”书风颠覆技术崇拜,赵孟頫以复古重构晋唐传统,帖学从宫廷走向文人书斋,成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镜像。到了明清时期,董其昌“南北宗论”引发风格分化,清代碑学崛起打破帖学垄断,但何绍基等大家仍以碑入帖,维系传统生命力。而当代书法历经四十余载激荡嬗变,在观念革新与理论重构中步入历史新境,为帖学之新提供了多重视角。

          如果说,清代碑学以“拙重大”之美回溯晋唐神韵,那么当代书家则在此基础上,将金石气韵与自然书写结合,重构经典与民间的多元审美。“我们呼唤一种全新的创作审美思潮,即碑帖之融合,新帖学之重生。帖学之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自然书写与金石气并重;二是经典与民间取法共存;三是审美阳刚、阴柔、怪诞兼收并蓄。”展览学术主持、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院长吴慧平认为,以二王体系为根基的新帖学,既非对晋唐风韵的简单复刻,亦非碑帖杂糅的折中主义,而是通过激活传统基因密码构建的当代审美范式——这种范式转换不仅重塑着笔墨语言的肌理,更推动着书法从技艺传承向文化创造的维度跃迁。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新帖学书家十四人展,并不仅仅是书家之集萃,更是对新帖学精神与美学追求的一次深刻追问与探索,旨在展现新一代帖学家的创作智慧与史学洞见。

          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创作部主任陈忠康虽起始于帖学熏陶,却反对局限于帖学概念。他表示:“早年受技术限制,碑和帖的印刷效果差异不大,直至看到董其昌《赤壁赋》真迹,才领会帖学真味。若碑帖之争的书家能目睹真迹,或许就不会有此争论。当下,不应局限于碑帖,而应挖掘更多传统材料,因为书法受视觉资源影响,要注重自身感受,从材料中探寻独特韵味,进而延伸到笔法、字法、章法。”

          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学术部主任萧文飞谈道,书法史上一直并行着以刀表现的书法和以笔表现的书法两条线索,在演变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是刀笔相师,而不是单向的笔师刀或刀师笔,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互为显隐,侧重不同。萧文飞在《“刀”“笔”关系下“碑学”“帖学”范畴的重新界定》一文中,提出要正视刀、笔各自在书法史上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厘清二者在书法史不同阶段的关系,并由此出发,对“碑学”“帖学”的范畴做一个界定。

          而在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洪镇看来,碑与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刀和笔上,更在于工具材料和处理方式。他呼吁不要将碑与帖对立,应关注书写状态的演变,重视书论,通过书论批评反思创作,回归对书法本体的思考。

          浙江大学史论系主任薛龙春认为,帖学不仅取法名家书法,同时也有点画、使转等笔法的内在规定性。资源、媒介、手法的拓展或能带来创新的机会。比如,出土简牍与二王笔法一脉相承,值得开掘;董其昌、王铎使用高丽笺与绫绸作为书写材料,凸显了墨的趣味等等。“今天的书家也应该思考材料与手法之间的关系,而所谓的碑帖融合,多是援碑入帖,我们能否反其道而行之,尝试援帖入碑?”薛龙春说。

          湘湖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主任施立刚的参展作品精选自近十年法帖研习过程中积累的习作,分为三个研究单元:第一部分《临十七帖》《临书谱》聚焦“图像解码”;第二部分《临张旭古诗四帖》《临王羲之中郎女帖》采用生宣与羊毫演绎经典;第三部分《心经》等作品,则阐释其为“多重痕迹的当代转译”。谈及技术革命对帖学的影响,施立刚以自身经历分析说:“在院校接受专业训练期间,我们使用的临摹范本与教师解读,与如今可获取的高清数字化法帖存在显著信息误差。这种技术迭代正在重构书法学习的认知体系。”

          无论是篆隶作品以秦汉简牍的野逸之姿注入金石刀意,还是行书在“二王”法度中融入现代节奏,此次展览所展现的“以古为新”的创作智慧,不仅呈现技法革新,更揭示了书法史中碑帖互鉴的文化逻辑。正如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龙友所说:“探讨‘帖’之内在价值和精神力量,首先应重新审视当代书法创作中的言、象、意之关系;其次,关于帖学的研究及相关讨论,已经从概念范畴向书写本体问题深入,并试图重构人与书写的本质联系。这既是当代书法创作向前推进的标志,也是本次展览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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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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