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学民书》刻帖（行草） 袁裒
袁裒，字德平，浙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元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在其所著《书学纂要》中，提出大王用笔“内擫”、小王用笔“外拓”的观点，为后世引用、论述不绝。如今，学者们已将其作为一对重要的笔法术语进行研究、讨论，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目前，《书学纂要》一书全貌已不存，只能从他人的征引中得以管中窥豹。然而，由袁裒为《书学纂要》题写的后记《题〈书学纂要〉后》流传至今，为我们梳理与研究袁裒书学思想与观念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于原书是搜集前代书法理论汇编而成，可供作者承载其思想、阐发其见解的空间并不大，因此，《题〈书学纂要〉后》也可被看作是能够集中体现袁裒书学思想的一篇短文。
此文不仅体现了袁裒对元代书学主流——晋唐书风的思考，同时也为推进“二王”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路径。王羲之书法是元代书学阐述的重心。如赵孟頫将王羲之的书法高度推至书艺古法的经典地位，提出了“用笔千古不易”的论断。相较前人对“二王”书法的评价基本都停留在风格层面，袁裒在此基础上做了新的推进，对“二王”书风进行了更为准确的阐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内擫”“外拓”二词高度概括了“二王”风格的不同，并将这种不同归结于用笔方法上的差异。该论断在当时及后世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了广泛认可，不少人在著作中引用袁裒的这段论述，如盛熙明所著《法书考》、陶宗仪所著《书史会要》中即引用了这段话。“内擫”“外拓”也逐渐成了形容“二王”用笔的专用词语。可以说，元代书家对王羲之笔法的探寻成果最集中的体现之一，即是对“二王”用笔的概括上。
明末清初的倪后瞻在《倪氏杂著笔法》中对“内擫”与“外拓”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指出：“右军执笔向内，谓之内擫，大令执笔向外，谓之外拓。”又说，“古人明说右军内擫，大令外拓，一偏向外，一偏向内，安得中锋乎？……然书家搦笔极活、极圆，四面八方笔意俱到，岂拘拘中锋为一定成法乎？况内擫，侧腕倒法；外拓，昂腕侧法，与中锋原不相碍，一字中自具此数法也。”
《题〈书学纂要〉后》还对唐宋以来的书法脉络与书史变革进行了梳理。论及唐代书法，袁裒认为，贞观年间书风仍较为清雅婉逸，与六朝书风步履相接，余风未散。发展至玄宗时期，书法风格逐渐偏离晋时法度，失之重浊奇崛。尽管这一时期书法不断出现新体与新变，但整体来看，仍带有古人意度。论及宋代书法，袁裒直言：“庆历以来，惟君谟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扫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虽皆有祖袭，而古风荡然。南渡而后，思陵大萃众美，筋骨过婉。吴傅朋规仿孙过庭，姿媚伤妍。近世姜尧章迥脱脂粉，一洗尘俗，有如山人隐者，难登廊庙。”从其对唐宋书法之变的梳理中不难看出，袁裒毫不掩饰其对书艺古法的卫道精神。其对当时书家作品的评价不仅具有深刻的见地，整体上也较为公允，反映了他在书法理论方面的造诣。
值得关注的是，袁裒对书法法度、风格逐渐丧失这一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反思与探讨。在他看来，古法的丧失主要源于临摹真迹的不易，源于今人与古人之间越发久远的时间区隔，他指出：“今去古既远，重经丧乱，真迹愈少，阁帖数行，价逾金玉，穷乡学士，何有获窥？”除了真迹稀少，记忆的丢失以及流传刻本的不严谨，也导致“讹以承讹，谬以袭谬”，致使今人的临摹学习与书法先贤前辈的形貌相去甚远。
基于此，袁裒在强调古法经典价值的基础上，亦强调了临摹与学习的必要心境与方法。提出“良以心融神会，意达巧臻；生变化于毫端，起形模于象外”的学书要求。古今之间的鸿沟，唯有通过“探古人之玄微，极前代之工巧”，对其笔迹玄微变化的细致审察，对其细小妙处的深刻体悟，进而达到“心融神会，意达巧臻”的境界，才能激活“法”与“典”的真正价值，将之精神与本质融于自身的书法与审美创造之中。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援引老子“通乎一，万事毕”以及“庖丁解牛”的思想，才具有直指现实命题的意涵。
相较其他论者，袁裒对于古法的强调不仅具有更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也更具反思意识与批判意识。在当世书家普遍将“学古”等同于“临古”的语境中，袁裒一方面看到了临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法度在历史承传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偏离，这一点促就了他不同于时人的态度，亦体现了他将古法视为老子所谓“一”、庖丁所持之“刀”，为今人打破现实藩篱提供了深邃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