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铃声声，穿越千年风沙；商路漫漫，连接东西文明。历史上，行走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以双脚丈量戈壁大漠，以驼队承载货物与思想，在汉唐社会奏响文明互鉴的长歌。他们不仅是物质贸易的推动者，也是技术传播、文化交融的使者，助力中原的丝绸、陶瓷与西域的玻璃、乐舞交相辉映，儒家的忠孝伦理与西域的多元信仰和谐共生。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四十场以“驼铃渡远，玉帛通衢：丝路胡商与汉唐社会的文化交流”为主题，深度剖析胡商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梳理丝路胡商与汉唐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从而探讨文明互鉴的深层逻辑，为解读中华文明的建构历程提供重要视角。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提出，虽然早期的丝路往来有着冲突和掠夺，但从历史长河来看，战争只是短暂的插曲，商业往来才是丝绸之路存续千年的核心动力。在这条横跨亚欧的通道上，商人作为最活跃、影响最深远的群体，其作用长期被文献记载的匮乏所遮蔽。而考古出土的文物，如汉唐墓葬中大量的骆驼陶俑、胡人俑，作为还原胡商活动的直接证据，成为丝路贸易活动的生动写照。
其中，“胡人—载货骆驼”的固定组合文物极具代表性。从西魏侯义墓、北周李贤墓的载货骆驼，到茹茹公主墓中“后腿站立、前腿跪地”的骆驼造型，再到深目高鼻、头戴尖帽、身着翻领长袍的胡人俑，不仅精准捕捉了胡商的外形特征与商贸运输工具的习性，更揭示了胡商将丝绸原料作为核心商品西传的贸易脉络——西魏墓葬出土的骆驼陶俑上装载的生丝，正是胡商推动汉唐丝绸文化西传的直接物证。
西方玻璃器的传入轨迹，为丝路物质交流提供了清晰线索。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种类齐全、保存完好，法门寺地宫中的伊斯兰磨花玻璃更是世界罕见的珍品。依托墓志纪年，这些玻璃器形成了准确的年代序列，成为世界玻璃器研究的标准器物。西晋潘尼《玻璃椀赋》中“越流沙、渡葱岭”的描述，杜环《经行记》中对罗马玻璃“天下莫及”的赞誉，印证了这些外来器物的传播路径。而新疆乌恰深山发现的947枚萨珊银币与金条、敦煌文献中的货币兑换记录，以及史君墓、安伽墓石刻中描绘的商队场景，则证明丝路胡商已构建起覆盖武威、邺城、洛阳、敦煌等关键节点的规模化贸易网络，为汉唐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
胡商群体不仅带来商品的互通，也引发了汉唐社会物品、生活、观念等的全方位革新。在手工业领域，外来金银器、玻璃器的传入直接推动了唐代金银制造业的突飞猛进。胡瓶、带把杯等外来器物的形制被中国工匠模仿并改造，最终融入日常器物体系。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萨珊、拜占庭钱币与银盘，见证了上层社会对胡器的推崇，而陶瓷对这些器物的模仿，则让外来形制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
在生活方式上，“胡风”元素自汉代起逐渐流行，至唐代达到顶峰。胡服、胡帐、胡床、胡饭成为社会风尚，李白“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正是长安国际化风貌的生动缩影。莫高窟第220窟的胡旋舞壁画中，深目高鼻的舞者形象鲜活再现了西域乐舞的魅力，而龟兹乐等西域音乐也深深融入唐朝的乐舞体系，丰富了中国古典音乐的传统。这些外来元素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时代风貌。
思想观念层面的变革更为深刻。中国古代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唐代甚至规定商人穿黑袍、不得乘马。但丝路贸易的巨大利益，促使部分人突破观念束缚。器物上“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的铭文，彰显了当时人们对传统安土重迁思想的超越，反映出“开航逐便风”的经商热潮。这种观念的转变虽缓慢却意义深远，打破了农耕文明的封闭性，为社会注入流动与开放的活力。
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在丝路贸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丝织品、铁器、陶瓷等商品通过胡商西传，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而长期居华的胡商则逐渐接受华夏文化，其墓葬墓志遵循中原文体，强调忠孝观念，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认同转向。安伽墓、史君墓的墓志中，中原士大夫的修辞方式与儒家伦理观念的呈现，说明胡商群体已从侨居的商人转变为中华体系中的居民，儒家思想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这种双向的文化流动，既保持了各文明的主体性，又促进了文明的互融共生。
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所说，中华文明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逐渐建构的。许多我们“日用而不知”的观念与器物，都承载着丝路交流的印记。以“慈悲”一词为例，作为佛教汉译词汇，它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经过文化融合成为日常用语，其背后蕴含的文化演进逻辑，正是丝路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
追溯丝路交流的历史纵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学术部负责人谈晟广教授认为，其渊源远早于张骞通西域。新疆青铜时代的费昂斯珠子、宝鸡出土的人工烧制釉珠，证明东西方物质交流可追溯至更早时期；中亚早于中国千年出现的金银器、从西亚传入的小麦与羊，揭示了文明交流的古老性与多元性。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唯一原产地为阿拉伯半岛，而墓葬年代为西汉早中期，早于文献记载的中阿官方交往，印证了民间贸易网络的早期存在。单峰骆驼陶俑在中国的出现，同样为阿拉伯商人早期来华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证明丝路交流的范围远超文献记载。这些考古实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局限，通过物质载体的跨地域比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构建多重互证的研究体系，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
回望历史，丝路驼铃虽已远去，但胡商群体所承载的互利共赢的交流理念，丝绸之路所彰显的开放精神、包容心态与创新意识，已然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这段文明交流的佳话愈发闪耀现实光芒。重温丝路胡商与汉唐社会的文化交流历史，不仅是对历史遗产的珍视，更是对文明互鉴精神的传承。从汉唐的驼队到今日的中欧班列，从古代胡商的跨域往来到当代的全球互联互通，文明交流的脉络从未中断。让我们以史为鉴，在多元文明的碰撞中坚守主体性，在互利共赢的合作中书写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