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怀英（字世杰，号竹溪），金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其先世为马邑人，十一世祖党进为宋初名将。其父纯睦官至泰安军录事参军，去世后因家境贫寒未能回归原籍，家人遂定居奉符（今山东泰安）。怀英早年师从刘瞻，与辛弃疾同窗，时人并称“辛党”。后师从山东儒学名家，学识渊博，为其书法成就奠定了基础。
金代书法分三期：初期沿袭北宋苏、米书风；中期以世宗、章宗时期为鼎盛期，社会安定、帝王倡导，刻碑之风盛行，名迹多有留存；后期因动荡而衰微。党怀英正处中期，其书法备受推重，凡重要碑刻多委其书丹篆额。时人赵秉文评其书：“小楷如虞褚，亦当为中朝第一；书法以鲁公为正，柳诚悬以下不论。”又称其“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可见党怀英在篆书方面成就甚高，楷书亦冠绝当世。
党怀英楷书传世极少，今存可见楷书碑刻主要为《重修天封寺记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与《文氏祖林碑》（泰和二年，1202年），另有行书碑刻《礼部令史题名记》（大定十八年，1178年），风格与其楷书笔意相近。
《重修天封寺记碑》现藏泰安岱庙碑廊，碑高180厘米，宽90厘米，正书22行，满行40字。其笔画方圆结合，以方笔为主，顺露锋多用，藏回锋较少。中锋行笔，坚实有力，同字之内笔画形态多变。折画有方有圆，楷中寓行，意趣流畅。整体结构内紧外疏，中心收敛而长横长竖适度外展，形成虚实对比，既凝重端严又不失灵动洒脱。章法字满行密，整齐而自然。该碑兼有欧阳询点画之严谨与颜柳结体之宽博，体现了党氏楷书融汇唐法的特色。
与《重修天封寺记碑》相比，《文氏祖林碑》笔触更显老辣，结构更规整，接近唐碑楷法，内部空间更匀称，部分笔画如“也”“先”等字较前碑更收敛、更斜峭，这或与年岁渐长、心境变化有关，也不排除刻工因素。两碑相较，可见其书风在唐法基础上渐趋精熟。
关于党怀英楷书的取法，文献无明确记载，可通过师从与仕历推究。早年从学刘瞻及山东儒学名家，奠定儒学根基；后与赵沨等同修《辽史》，赵沨书宗初唐，以唐法为尊，对其书风或有影响。更关键的经历在于，其曾从蔡松年习词。蔡松年初学颜真卿，后受苏、米影响，笔势飘逸而结构参差。党怀英受其熏陶，楷书中可见颜、柳笔意，亦不乏褚遂良之韵致。总体而言，党氏楷书并未延续南宋尚意之风，而是上溯唐法，兼取颜真卿之雄浑、柳公权之劲健，并融入个人创作元素，与南宋审美渐行渐远。
党怀英早年隐居徂徕山，筑竹溪庵，读书研书，放浪山水。大定十年（1170年）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这段隐居经历使其书法得以沉潜磨砺，而仕途的晋升又为他提供了接触古代书法经典的机会，尤其在篆籀之学上造诣精深。其楷书虽不及篆书之盛名，但“中朝第一”之誉实非虚言。
党怀英一生历经金代由乱而治、由盛而衰的转变，其书法风格也随人生际遇而演进。早年隐居徂徕时，书风尚未定型，以研习前贤为主；中年入仕后，随着阅历增长和交游日广，渐成自家风格；晚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眼界更为开阔，书风愈发老成。这种演进的轨迹，在《重修天封寺记碑》与《文氏祖林碑》的差异中可窥一斑。此外，党怀英所处的金代中期，南北虽然对峙，但文化交流并未完全隔绝，南方书风的信息仍可北上。然而，怀英并未追随宋尚意潮流，转而以唐法为宗，这种选择体现了他对书法传统的独立判断和审美自信。
党怀英楷书以唐法为宗，兼容颜柳，兼取褚意，风格端严整饬又不失灵动自然。党怀英传世碑刻虽少，但足以代表金代中期楷书风貌。其书法不仅影响了当时书坛，也为后世研究金代书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党怀英以一身兼擅篆、隶、楷、行诸体，确为金代书坛之集大成者。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