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助力下，中国雕塑正在全方位整合来自各个领域的资源优势，向一切可能的资源与技术开放，在传承、转化、创造中开展着多元的发展：一方面，中国雕塑在艺术创作建构国家主题性创作的实践方面，继续承担着重要使命与责任；另一方面，中国雕塑的创作与公共领域实践在空间上逐渐重合，呈现出了发展的重要转向，从象牙塔中的小众艺术向人民的艺术过渡。学科层面，雕塑的专业特征与多个专业相融合，形成一系列全新的交叉领域和前沿课题；社会层面，中国雕塑被赋予了价值构建、美育传播、乡村振兴、服务人民等任务，实践的内容与形式更加多元。雕塑不仅有着美学价值和精神上的文化熏陶作用，还是记载、继承、延续城市文化的名片。
近日，在四川美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当代雕塑的方位”论坛，即对公共雕塑实践的中国经验、新技术对雕塑创作的现实影响，以及雕塑艺术如何更接地气地服务人民群众、助力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主题性创作的新视角、新姿态
我国新时代的雕塑创作更加注重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化。雕塑家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更凸显形式的表现性，手法更为多变，风格更为多样，常常采取多情节并置等拓展雕塑语言的方式强化文化的深厚感和历史的纵深感。尤其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回顾、前瞻，创造耸立于世界的精神纪念碑。他们围绕主题性和纪念性雕塑展开新的探索与发现，在历史反思、价值判断、内容提炼、审美观念、形式构成、体量对比、表现手法、空间营建、材料运用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国家级美术馆、博物馆以及重点院校也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推出一批主题性雕塑精品。比如近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雕塑中，都可以看到主题性雕塑在时代高度上完成的创造性转换和融合。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雕塑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每个时期都展示出了独特的价值。在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雕塑学会会长曾成钢看来，传承与发展是中国雕塑的核心任务，这一问题的内核是本质论的，定位了中国雕塑的道路、责任与使命。
立足新时代，随着历史情景的变化，许多旧传统生发出新的含义。“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雕塑的观念、语言和文化符号，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70年代至80年代、90年代和今天，其内涵所指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过程。又如集体创作方式，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十大建筑’、《收租院》，直至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五大主题雕塑创作，这种调动多人智慧与力量完成大型项目的方法沿用至今，成为中国雕塑发展非常重要的本土经验。”曾成钢说，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引导美术创作来展现民族复兴过程中的国家形象。如中华文明美术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这些文化工程以表达时代性与民族性作为内在逻辑，将艺术与人民生活、社会发展紧密连接。正是在这一系列重大的文化事件中，中国雕塑不断转换新视角，调整新姿态，体现出了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公共雕塑更具本土化智慧
以艺术为主题的雕塑公园是近几年来公园发展的趋势。公共雕塑的介入，使得作为公共区域的公园绿地有了“双重公共性”的特征。“雕塑的介入不是生硬的，而应强调它的地域性和文化性，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氛围。”广州雕塑院院长、雕塑艺术家许鸿飞认为，雕塑公园在国内虽然起步晚，但后发优势明显。伴随着社会语境的全面转型，雕塑公园“弯道超车”一跃成为公共艺术创作的重要载体，它化解了城市雕塑发展中的旧疾，探索出了雕塑艺术与公共空间结合的全新路径，形成了新时期雕塑公园建设的“中国经验”，彰显出公共艺术本土化发展的智慧与自信。
作为中国雕塑公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安徽芜湖雕塑公园的建设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首先，建立了一套从“平面初审”到“小稿复审”再到“落地评奖”的甄选机制；其次，对作品数量和布点位置进行控制，实现了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再次，推出新人新作，对于中国雕塑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长足的推动作用。这种政府、艺术高校与学术机构联合办文化活动的方式把雕塑公园建设推向了专业化与系统化，有较强操作性和借鉴意义，因此被学界称之为“芜湖模式”。
近年来，雕塑公园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超前的预见性，它揭示了中国雕塑正在走出专业领域走向公共空间的发展转向。围绕公园展开的艺术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它的学术性、专业性与开放性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投身其中，对中国雕塑走向国际舞台、建立国际学术地位和艺术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也要认识到，目前大众对城市雕塑的认知还存在不足。如何提升公众对于城市雕塑的认知和审美能力？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振华表示：“其一，雕塑家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为公共空间创作作品要考虑公众的感受，照顾他们的情绪和需要；其二，公众对没有见过的雕塑，目前还不理解的雕塑，只要它不违背公序良俗，没有安全危害，就要多一点宽容。否则，我们只能原地踏步，只能接受熟悉的东西，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审美怎么进步？”在孙振华看来，关于城市雕塑，应该允许有不同声音的讨论，甚至争论；应该养成城市中理性、健康的对话氛围，这本身就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尤其是对那些有突破、创新的作品，需要冷静讨论、给予充分的对话空间。
数字雕塑发展需建立理论体系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雕塑领域也在掀起一场新技术革命。近年来，雕塑的空间美学与材料特点，结合信息科技、人工智能以及计算机系统和海量的运算，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交叉领域。在这场革命中，高等院校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打造了良好的存续生态，一系列丰硕的成果拓展了雕塑艺术的语言与表现形式，优化并提升了创作效率，重新赋予了雕塑实验性、探索性和先锋性的特点。
动态雕塑是将雕塑与动态结合并导入“时间”要素的雕塑。2008年北京奥运会公共艺术规划中的动态作品《风之舞》，让国人领略到了动态艺术的魅力。位于深圳火车站的《雨露》和《天行健》，是首例由国内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动态雕塑，北京光科技馆的《圣火之光》也是这类创作的代表作。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介绍：“动态雕塑发展的主要推手来自于高校，中国美院、鲁迅美院、清华美院、中央美院自2000年之后就陆续开设了相关艺术课程，并多次组织国际性质的展览和学术研讨。加之来自于社会与商业的认可，时至今日，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动态艺术最为活跃的试验场。”
“随着技术成熟与市场的需要，近年来数字雕塑领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技术的能力增强与快速迭代，其精准的建模与程序控制系统，产生了强大的生产创作能力；另一方面，这些终端技术资源正在被高效整合，3D技术精准、高效、安全，正在优化甚至替代雕塑的创作流程。数字技术是一支高效助燃剂，让中国雕塑在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与时俱进。”许鸿飞也表示，数字雕塑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技术发展上还留有很大的空间，发展数字雕塑、利用数字雕塑，需要学界为数字雕塑建立一套独立的数字雕塑理论体系，将其先进技术推广入高校专业，培养更多的数字雕塑人才，利用数字技术的技术性和雕塑作品的艺术性不断融合发展出更加先进的相关技术，最大限度地普及数字雕塑。不断从人才、技术手段上出力，创造出更多数字雕塑作品。
广阔乡村为雕塑艺术提供更多可能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进程中，如何通过雕塑这种艺术媒介更接地气地服务人民群众、助力文化建设，雕塑家可以有何作为？
近年来，许鸿飞一直关注乡村文化，致力于用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在多次通过政协提案等方式为新时期乡村美育发声的许鸿飞看来，乡村是他艺术生涯的出发点，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基层、来源于这片土地和可爱的人民，用雕塑作品赋能乡村振兴责无旁贷。对村民而言，去博物馆、美术馆看大型雕塑展的机会不多，他便把作品一批批运到乡村，在村口榕树下、在田间地头上呈现，让艺术用一种零距离、接地气、生活化的形式亲近村民的生活。
事实上，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范例：如四川美术学院在贵州桐梓县羊蹬镇发起的“羊蹬艺术合作社”，艺术家与村民相互启发，共同实践，中央美术学院在贵州雨补鲁村的实践，西安美术学院在甘肃天水石节子村的实践，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在重庆北碚搭建的多方实践平台等，很多学术团体都在以深入乡村、融入乡村的方式思考艺术与乡村的问题。广州美术学院在明乐村发起的“源美术馆”、成都的锦江公共湿地生态雕塑展、酉阳乡村艺术季等，则以展览的形式，通过公共雕塑的形式重建乡村美学。在浙江海宁的葛家村、山东崂山的大石村和诸城的蔡家沟，艺术振兴乡村的实践也是层出不穷。无论驻地创作还是展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品由艺术家和村民共同完成，村民既是参与者，又是作品的使用者，还是作品的主人，真正体现了“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人民艺术为人民，这是雕塑实践活动中前所未有的新特征。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自发实践充分说明了，面对逐渐转变的时代环境，身处第一线的艺术工作者敏锐的嗅觉与感知。”中央美院教授王春辰表示，乡村环境给雕塑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实践空间和发展可能，这个全新的实践场所将会给诸如雕塑艺术、装置艺术、大地艺术、动态艺术、新媒体、灯光、交互等很多学科和艺术家们提供充足的施展空间。关注乡村，拥抱自然，回归人民，这是中国当代雕塑发展的新空间与新课题。
